我开始...

击刺于辟雍之旁
——性与教育

　　美国著名谐星考斯比（Bill Cosby）曾讲过这么一则笑话：“学校推行性教育是一个绝佳的想法，但我不认为应该给那些孩子们这方面的功课。”除了不难领略的暗示，或放情开怀的捧腹大笑，或拘谨矜持的咧嘴会意，这则笑话其实还有更深沉的指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的，笑话是直通无意识（unconscious）的法门，那里通常都是关于“性”的虚影和实相，这则笑话无疑可以凿出那么一道窥看青春欲望的缝隙。如果从文化心理研究的角度视之，考斯比笑话的笑点应该是：对于“性”，对于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与不教之间，我们总是不放心，似乎也只能是不放心，而且总会闹出许多笑话。

　　 “性”大有不可说之处，性教育却可大谈，近来因为AWARE事件，朝野突然都在关注讨论。我念书时期还未有性教育的倡议，大概因为涉及“性”，记得上小学时有这么一幕，同学胡乱发问，课堂上老师一时语塞，随便以“1加1等于2”敷衍应对。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印象中民风淳朴，同学大都来自“两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早前政府推行的“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实为对我们父母辈软硬兼施的另一种性教育，没人追问算题与“性”之间的合理性。虽然细节不明，但感觉上大家都懂得梗概，对“性”的提问，只是捣蛋调皮的天性。

　　“性”竟然可以用一道简单的算题作出对照，呼应了美国二十世纪之初，誓言把性教育纳入教学课程的诉求：让成长的孩子们认识自己的身体，就像懂得算数一般重要。我的性教育的初体验仅此一次，可是关于性教育的迷思，总潜藏了一股深层焦虑，因为对象是不脱顽稚的孩子，环境是启栽培启发智识的学校。

　　横置在小孩（childhood）和成人（adulthood）之间，这一段最敏感成长年华，过去在中西方的世界观里，都是浑沌一片的地带。中国古代的人生历程以 “二十而冠”为分水岭，此前皆属无知的小孩子；西方传统的成长分期，则视这期间的男女为还未成熟的成人（immature adult）。我们称之为青年期（adolescence），这个生猛和脆弱的阶段，其实是现代社会晚近的发明和发现。

　　对于青年期和青年期情欲（adolescence sexuality）的心理科学研究，必须一提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尔（Stanley Hall）于1904年完成出版的《青年期》（Adolescence）。霍尔借用了一组德文名目：“Sturm und Drang”，以英文翻译的“Storm and Stress”标明了青年的本质，是一种暴风雨般的对立、冲动和矛盾。“Sturm und Drang”（狂飙与突进）是18世纪德国的一场文学运动，以作家歌德（Wolfgang Goethe）为代表人物，标举的作品风貌是凸显个人的涕零情感和飘遥苦痛。我们现在对于青年／期的定论和定见，带点浪漫主义式的懵懂和叛逆，多少是拜霍尔的见解所赐。

　　历史学者莫兰（Jeffrey Moran）就直接揭露，所谓的制式性教育政策，一个潜在但不宣的共识，即是认定青春发育身体的危险性。但是，这是一个连成人仍然都在愚拙和狼藉浸濡的课业，太多跌撞焦头和狼狈泥陷的例子，《周易·蒙》卦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至少就“性”而言，在这个充斥各类真伪知识资讯的世代，童蒙何由求我，我又凭什么求童蒙？

　　“性”的授业当然不一定要以身作则，能够依傍集体的道德意志和流行的参考标准，知识跟身体一样危险，框范也就成了学校教育的建制基础。关键也许不在传道解惑，而是塑模陶冶，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求知的脑袋，节控和制衡那一个个蠢蠢欲动的身体，可能才是真正的动机。性教育和公民教育殊途同归：如果明白了“性” 的玄机和运作，将来就有望成为一个有用和负责的人／公民。

　　西方的学校性教育风潮萌生之初，承袭了社会卫生（social hygiene）运动和泛宗教价值思想的佐力，身体在逐渐成长成熟期间的种种欲望挣扎和行为实践，如果没有加以督导和扶正，势必俨如任自繁衍的白蚁侵蚀道德的基石。医药卫生和行为束缚日渐失范的情势，尤其在两次大战之后更形严重，在婚前怀孕和性病感染的数字上升的趋势底下，床笫之事的开放以及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的泛滥，皆是国家社稷必须承受的代价和负担。“性”与“教育”的结合也就成了一桩必然的公案，及早从学校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传授入手，从心理到生理以知识建构权力，文明才能免于沦亡。

　　性知识和性观念的“正确性”，除了生物繁殖的硬道理之外，还有历史语境和政治正确的诸种架设考量。理家儒术讲的严守男女之大防，其实也是性教育的核心纲目，一方面大力谴责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堕落，另一方面则以禁欲（abstinence）为前提，疾呼鼓吹“just say no”（只要说不）的立场，具体名目随时调整配合民势国情，男男之大防和女女之大防，通常也聊备一格。

　　如果以鲁迅讥讽民国当时教育局以有伤风化为名，禁止女生往游艺场和公园的文章标题，这么一种性教育的指导，不外也就是一种“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是个人的道德份守，清野的是无处不在的赤裸裸人性诱发。《阿Q正传》这么描述：“阿Q本來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師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性教育的坚壁清野主义是否也是一种阿Q精神？

　　一厢情愿的对“性”进行理想式的导正矫枉，当截然而然的回避态度渐显无力之际，如今某些开放国家奉行的性教育准则，于是也出现了从“no”到“know”的过渡和综合。由上而下的呆板说教，顺应世道变成各得其心的说理善诱，当“性”处于非“行”不可的情况下，至少是在“知”的情况下完成。

　　都说鲁迅是神坛人物，一些讨论中国近代性教育的报道文章，也把先生尊为民国时期性教育先驱。据作家夏丏尊在《我的同事鲁迅三两事》描述，鲁迅留日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 。

　　其实，鲁迅三兄弟都曾写过文章，直接和间接的附议了广义性教育的必实和可行，可是真正为性教育殉道的，则是被戴上“性博士”光环和标签的张竞生。在著作《美的社会组织法》里，这位也遭冠以“文妖”称号的学者大胆荐言：“说及性教育一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

　　张竞生留学法国确有博士头衔，但专研的是法国哲学巨擘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那部卢梭自诩为最重要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张竞生肯定下过功夫。《爱弥儿：论教育》已是西方教育论述的滥觞，末章清议激情（passions）面目，学者和翻译家布罗姆（Allan Bloom）主张看成是关于性教育的言说。《爱弥儿：论教育》在1762年出版时，曾遭愤怒卫道的读者当众焚烧，一个半世纪之后的学生张竞生，意气风发大唱性育／美育之调的下场，则是一度遭到缉拿而必须逃窜到法国暂避风头。

　　“性”与“教育”在中西方的世纪转交，虽然有水到渠成之态，但从来就不是水乳交融的组合。张竞生直白无讳，不似鲁迅据称是以古语符号进行生殖器官的辨识：“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就算当时西方主流的性教育输授，都仅只是以“鸟儿与蜜蜂”（the birds and the bees）的童言稚语，对男女关系作深入浅出的复证。

　　在欧美文化词藻里，“鸟儿与蜜蜂”一词是对性教育的代称，出处起源已不大可考，甚至连释义也众说纷纭，有说法灵感来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名句：“The bees are stirring - birds are on the wing”（蜜蜂嗡嗡 —鸟儿拍翅）。原句是借景抒臆，但在性教育话语的借喻中，大概是取鸟儿的产卵孵蛋与蜜蜂的散播花粉，各别对照男女性别，成双成对是天地万物的和谐关系。

　　“鸟儿与蜜蜂”至少还算抽象的临摹，中国传统童蒙读物，却都是成人世界的僵硬道理和温柔敦厚的教化嘴脸，就像《千字文》讲“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广为流传的训诫典籍，当然不便透露身体的私密稠慕，关起门来大概又是另一回事。古时也称大学作辟雍，贵族子弟十五岁上下始能入学进修。根据班固编撰的《白虎通》记载：“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除了可想而知的修身齐家治国的经籍之外，还有一门“阴阳夫妻变化之事”。

　　“阴阳夫妻变化之事”算不算性教育，只能任凭揣测，可这个记述比较有趣的却是，点明了“不可父子相教”的原则。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当中难以想象会出现“鸟儿与蜜蜂”的对话。不过，母女之间的关系却似有微妙差异。根据研究性史学者考证，古代有所谓 “压箱底”和“嫁妆画”一物：女儿出嫁之前，母亲会把春宫书画或者摹状瓦瓷垫在嫁妆和衣饰底下，作为两代女人之间的性知识，也是性服侍的传承。除了守贞保节之外，通往男人心底的途径从来就不是食道。

　　汉代张衡观天象、制地仪之余，也曾作了五言乐府《同声歌》一首，当中描写的缱绻情景应是最好的注脚：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诗中的“素女”，指谓的应是《素女经》等古代道家房中术典籍的交媾指南。根据荷兰学者高罗佩（R.H. van Gulik）的说法，“嫁妆画”的习俗在十九世纪的日本仍有流传。

　　看在正统性教育学家的眼里，这些毕竟属于色情氛围的情欲挑逗，不仅非正确性教育的模式，甚至还是要戒惧痛挞的对象。不过，淫书淫画确可能是千古众生，始获启蒙最寻常的经验之一。当今的世道世情就不论了，古代艳情小说也不乏此类叙述，不谙此道的旷夫怨妇人物照本宣科，就算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然早已在梦境中得到警幻仙子／秦可卿的“秘授云雨之事”，但在世俗空间里，还是如得珍宝般的窃看了“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

　　其实，中国古代的艳情书写，从来就不是“硬芯”（hardcore）式的色情读物。传统评点者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菩萨心眼，史公文字，《肉蒲团》作者自道效法大禹治水，作起风流小说是为了“因其势而利导之”。淫书淫画的撩拨只是手段，虽然极尽渲染铺排“性”之能事，但本旨却是劝欲惩淫的“教育”。当然，这一切也许只是羊头狗肉的幌子，但不可否认的却是，“性”与“教育”兹事体大，不同的论述自然都盘缠此中角力竞争。《洞玄子》是一本较之《素女经》稍为晚出的房中书，其中一句如此描写：“击刺于辟雍之旁”。“辟雍”是学府景致的女体借喻，“击刺”是直接的动作示意，也不妨看成是两种“性教育”在受教者灵肉里的冲撞。

（早报副刊 2009-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