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有黄疸病,妈妈说的,讲了不只一次,怕是我再度忘记,依稀的情节具体凝固在声音的回忆裡,一般都在一个日照从左边窗户打进来的午后。空气漂浮着尘埃的碎光和丽的呼声周璇的苍茫,拉长电线的风扇似乎电力不足的在牆角兀自转动,完完全全是一种七十年代的缓慢妥当。然后,妈妈转过头,表情照旧七十年代——“因为鱼肝油……”。
妈妈不善矫情,吞吐顿住,我则是摇晃回到两房一厅系在天花板的沙龙吊床内,突然被一阵腥味呛醒,咬牙切齿抗拒硬生生要塞入嘴巴裡的汤匙,以及妈妈不耐烦的眼神。鱼肝油滑顺的躺在汤匙的弧度上,乳白得如此无辜,其实和我当时一样,早晚委屈的两口,哭哭闹闹每月也吃掉了五六瓶,从睡沙龙到铺地铺,黄疸病就这样好了。
那是一个单纯的年代,只卖一种牌子的鱼肝油,瓶身和包装都印有相同的图标:一个男人驮着一条死不瞑目的大鱼,大概是几番缠斗之下的捕获,充满自然野性的原汁原味。因为鱼肝油,我长大后几乎不吃鱼,想来是这个端倪,可是却对渔夫拥有彷彿与生俱来的好感。
而且因为鱼肝油,延续妈妈语焉不详的后话,我活下来了,可以通过文字追溯这段过去。于是,这其中应该还有更加庞大的意义,关于书写的有无,乃至生命的矛盾,虽然我可能不在故事里头,因为我真的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