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大巴窑，一间两房式的组屋单位。左邻是华人，虔诚的道教徒；右舍是马来人，手捧可兰经的回教徒。周末前夕，诵读阿拉的回声耳鸣似细细长长地飘送；初一十五，香烛金银的烟絮像挽着彩带袅袅飞舞。那把声音，那缕烟熏在遥看恰似迷你长方格左右上下工整陈列的政府组屋里，在发展局推行的睦邻计划底下，摹印着没有篱笆，没有方圆隔阂的城市背景，框出多元的成长时代。
父亲逢周五都风雨不改向公司请假，与马来邻居相约到教堂去作礼拜，作祷告。而在每一次礼拜结束后，总对大小牢骚，说老板又因为他呈报的请假原因而冷嘲热讽一番，左边的华人邻居也以瞟眼姿态来轻蔑他。在父亲与马来邻居搭肩并行，路经他嫩绿门前，“Babi”的辱骂俨然飞镖似刺钉在耳蜗里，这扎心的半夜三更仍在锥肠锥肺。而我呢？马来邻居的孩子欢喜用双胳膊环抱我臃肿的脖子，顺势在脸颊烙个火辣的唇吻。这一幕若是不偏不倚走进华人邻居聚焦的注意里，一定是以扭曲小女孩无邪的心房，套在母亲以爱情吻惑蛊了父亲，父亲才会这么死心塌愿意畈依回教，不惜割包皮、戒猪肉、换名字的轶事遗闻上来说，蓄意指桑骂槐作为舆论的收场。
家族名声，家人身份在这层住户茶余饭后的笑柄中铺陈了尴尬，与密窄走廊前堆叠的旧报章或挤满的残旧盆栽，因占据了半条走道而释放抹抹难堪。或许唯有等待迟来的夜里，每一户百叶窗都熄掉了反光的灯火，都扣上了板门的拴把，空气之间披笼着严肃的寒意，才能看清宗教救赎的微光还影影绰绰在亮着。
父亲刚刚过世，面盖着白纱，安详地躺在家里的睡床上，等着安葬方式的最后决定。大牌前马路对岸的教堂响起了阿门信主的钟声；铁花门外围观的邻居隅隅低声看着人家的故事。
妈妈的回教土葬与婆婆的道教火葬仍在你争我夺中僵持不下。我隐约瞧见父亲的身躯被他们左一拉、又一扯；连接头颅与胸膛之间的一节颈椎小骨断开，身首分家。
（从家族史岔开展示种族和谐的真相假象，单纯美好的俗念信仰浓缩搅拌顽固复杂的偏见习性，如利刃一般刺中了这座混种城市的畸形要害。虽然某些浅露的暗示仍可再往深藏，但以篇幅的限制而言，意图和企图的完整演绎已无从挑剔。取题再巧一点，叙述文字再觅更属自己的风格，书写的修行必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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