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英
本是流光溢彩的霓虹灯霎时犹如警报灯一样闪烁着，恐慌注满了诺大的上海。
大厅的大理石地上一直粘着几双脚的影子，踱来踱去。一名身着淡蓝色中袖旗袍的女人脚步更急促。旗袍上头只印有白色的雏菊花纹，乍看淡雅素净，一瞥便可带过。孰不知领口至开叉处精致的花边，平滑的丝绸布料，依然刺绣着洋房女主人之名。
她招来仆人吩咐事宜，怕是改口不易，仆人低眉唤了声 ‘云英姐’ ，就立马红了耳根子。那是民国年间，发丝间的硝烟味道越发浓重。她携着俩孩子，与商人丈夫被迫迁回老家福建。上海沦陷于日军，生意自然垮了。即使这样，一家人迁回的阵仗不小，后头还随了一个仆人，足以让镇上的人们艳羡。
那个小镇农民工人出生居多，云英成了镇上唯一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每隔几月，人们就瞧见她家仆人领着裁缝回家，于是开始议论自己看过她哪件旗袍最漂亮。夏季时，她会换上无袖的旗袍，通常是带有大印花的，底色是玫瑰红和宝石蓝。傍晚，她一手捏着扇子，一手牵着她家的狗出来散步纳凉，步伐缓慢且端正，笑颜如嫣。那时才二十三的云英，虽说有些微胖，但是丰腴得恰到好处。量身定做的旗袍完美地裹着她玲珑的身体，一双皙白无瑕的腿在高开叉的绸缎间若隐若现，风姿绰约。天气转凉时，她便穿长袖长旗袍，再披上一件针织的披肩，覆盖着肩膀御寒，温婉之中不失华丽。仿佛被她穿过的旗袍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主人，许多镇上的女子都梦想着有一袭这样的旗袍，暗自妒忌着云英，却也争相巴结着她。谁都知道他的丈夫家底殷实，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不久，丈夫雄心壮志，想下南洋去印尼发展生意。走之前给家里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地段佳，面积大。前后无房屋遮挡，敞开前面的大门和后门，便有风灌进来，十分凉快又亮堂。房子外围了一圈花圃，还铺了鹅卵石道。丈夫离开后的第三年，家书就断了，有传言说他在那儿重组了家庭。他未曾给云英留下任何资产，除了那栋房子。那样的房子在当时的镇上博取了许多青睐，有人会骑着单车故意在外头绕一圈，探探里面都住了谁。暮去朝来，米缸见底，里头的人儿也日渐消瘦。大房子本来少了谁都空荡，现在更是怎么也填不满了。旗袍穿起来松垮了，她将它们用宣纸层层包起，放置在衣橱深处，随它沦落。
辞了仆人，三十岁的她开始身兼多职支起这栋空洞却沉重的楼。她本是个伶牙俐齿的聪明女人，但管得住舌头。不去沾谁家的光，也不去掺和隔壁的烦琐事。不是谁眼中的好人，更不是谁口中的坏人，竟然让人心生敬畏。她一直觉得丈夫是在印尼遇事了，所以总是将门前的花圃修得一丝不苟，也无法容忍鹅卵石道上的残叶。然后在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义的日子里，穿着从街边买的棉质旗袍，站在门口。这旗袍已然不能与之前的相比，做工粗糙不说，缝制也稍有不对称。再买也买不起前，她依旧很怜惜每一件旗袍。风掀动着她的碎发，以及裙摆，如一朵恬淡脱俗的百合。日子带来了些人，又让生活掳走了。家里时而热闹，时则冷清。最终只剩下云英、儿子和媳妇三人。
故事说到这，几位大叔公带着微醺的胡子，来向祖奶奶敬酒，“云英啊，您老不容易，真的。要是他当初带你们一起去，那将都是姑奶奶，小祖宗啊！”大伯急忙接着说胡话的叔公，声音更响亮，“老太太！祝您延年益寿，九十大寿我们办得更大些，敬你！”
也许是耳朵不灵了，祖奶奶端详地坐在众人孙儿中间，眉目间溢出的是能容纳百川的笑意。那天祖奶奶的样子，仿佛是一张色彩鲜明的油画钉在我的心墙上。稀疏蓬松的发散着一丝啫喱水的香味，黑色发箍架在白色大海上巩固着小波浪。匹配的是儿女特地定做的一件红底黑纹的真丝旗袍，发福的身材丝毫不影响安然静谧的气质，倒有几分旧上海的味道。一连鞭炮声又将诸位弹回岗位。
暑假我回去向祖奶奶讨零嘴，她却再也认不出我的模样。长期卧床将臀部卧出了疮，皮肤里的细胞代谢得慢，好长时间无法修复。我用勺子将片仔癀刮下一层给她敷上，她便会像个孩子一样呱呱地叫，之后我失去了所有力道。房间开了灯还是格外暗，前后高出几个楼层的房俯视着头顶，有些密不透风。我想推她去看莆仙戏，可她一身的肉都打不起劲。临走前，我给她喂了一块糕，然后提高了声量，“祖奶奶，以后饿了就喊，记住了，啊。”
她眼里突然生了紧张感，指着衣橱，又呱呱得喊。我打开橱门，里头挂了一件碧绿如玉的短旗袍，几多桃花嵌在领口的纽扣旁，美不胜收。不知道祖奶奶何时珍藏了这样一件宝贝，我便打趣，她这么极力要求，那我不拒绝了哦。
换上旗袍，意想不到的合身，让我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可她眼里立马噙满了泪，稍带哭腔地嘀咕道，“带云英走。”
（生命纵然是一袭华美的袍，但是爬满的蚤子，才是书写的目的，于光鲜的布绸探进内里的痛痒，文字的海派气度十足，时代粗糙的轮廓与恋物阴柔的气息，丝丝扣紧了人物不由自主的运命，但是主题的野心和企图，似乎受限于篇幅的长度，无法完整的兜拢和舒展，不过就算当下的衣不留人，未来应该还是能穿出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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