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块钱的鱼
今天是那篇新闻报道刊登的第三天，也是蔡姐卖不出鱼的第三天。
十四块钱的菜饭、八块钱的鱼，那篇报道将这两个价格如烙铁一般，印在她的额头上公告天下。她已经偷偷将满满一大盘煎鱼重新加热两次，心虚地把冷冻柜里的煎鱼放进烤箱里加热时，就暗暗告诉自己，今天的鱼就再降降价吧。但直至逼近收摊，铁盘里的煎鱼依然纹丝不动。
蔡姐这三天的生意确实十分惨淡，向早报打小报告的“陈先生”计较得很，把蔡姐的摊位讯息毫不留情地公诸于众，大牌几号、摊位全名在报纸上都印得清清楚楚，让她一夜成名。食客开始对她的摊位避如蛇蝎，要是不小心与她的视线对上，更会报以鄙夷的目光，让她的满脸笑容无处安放。
蔡姐试探地对一个看起来呆呆好骗的中学生说，今天的鱼比较便宜哦。但那个学生霎时臭掉的脸，对她发出明令警告——他还来光顾她的店已是给足了面子。
午餐时间的人潮已经散去几个小时，暮色将近，整个熟食中心只有蔡姐还未收摊。眼前十几个铁盘还剩下将近三分之一的菜，中间那盘岿然不动的煎鱼最为刺眼。她夹起一片鱼，凑近闻了闻，才终于下定决心，一鼓作气将整个铁盘提起，将一百一十二块钱的煎鱼，全部倒进垃圾桶里。
不耐烦地等着她收摊的清洁阿伯瞥见这一幕，发出很响、很古怪的一声“哎哟”。
每天早上阿财都会送来一箱鱼，蔡姐每天都在后悔与阿财一次性订了一整个月的供应。第四天早上，阿财又推着推车朝她走来，车轮碾过地上的灰砖轰隆作响，她试问阿财可不可以提前取消供应，阿财说不可以，要付毁约金。
蔡姐将鱼送进冷冻柜。冷冻柜里装着阿财前几天送来的鱼，已经快要塞满。她勉强为新鲜的鱼腾出空间，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将一条条鱼塞进有限的空间里。有几只漏网之鱼塞不进去，蔡姐只好将它们放进锅里。油触碰鱼的表皮，滋滋作响，她看着它们粉色的肚皮慢慢转成白色再变成焦黄，自己的肚子里却仿佛装着十几只活蹦乱跳的鱼。焦黄色的肚皮们装进铁盘，又过上无人问津的一天。
第四天晚上，蔡姐梦见冷冻柜里的冰，莫名全部融化，鱼挣脱了冰的桎梏，重新活过来，在冷冻柜里游来游去。冷冻柜不停晃荡，然后一下子砸在正在夹菜的蔡姐身上。梦里的痛感十分真实，冰冷沉重的金属将蔡姐的骨头一块块砸成粉末，只剩下一副泄了气的皮囊。
头顶的风扇吱呀作响，搅动房间里的空气，蔡姐在空荡的房间里猛然醒来。
报道刊登的第五天，蔡姐终于重新见到了“陈先生”。
她当然记得他的模样，身材瘦瘦小小，当天穿着浅蓝色的衬衫，衬衫下摆塞进有些肥大的西装裤里，应该是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他的声音和他的身材一样细，甚至有点像蚊子。他等到人潮散去后，才朝她的摊位走去，矮小的身躯好像装着很多怒气，却只能由他细小的声音传出一声不好意思。
她正忙着刷盘子，所以水流声十分轻易地淹过他的声音。他问，他刚才买了菜饭，她记得吗？她说记得。他问，他的菜饭怎么会是十四块钱。她说，一道菜两块钱。你不是吃了鱼吗？
鱼能有多少钱？他不死心地问，她在心里数了数，十四减六，哦，鱼八块。他突然噤声，像是被什么噎住，不再说话，等她关掉水龙头再抬起头，他已经随着水流离去。
今天他依然穿着不合身的衬衫裤子，背着个电脑包，像是刚下班的模样。已经快要傍晚六点，清洁阿伯早已气得走人，留她一个人在没有生气的熟食中心里。他从远处看她，她也看见了他，却好像中邪了一般，坐在摊位前面安静地吃鱼。她面前放着堆砌成山的煎鱼，她用铁钳夹起一整片鱼送入口中，囫囵吞下，然后又夹起另一片鱼塞进嘴里。
陈先生走到蔡姐面前。她抬起头，一眼就认出了他，却不知该如何反应，压抑了五天情绪仿佛被锁在胸膛里，无法爆发。陈先生好像也不太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避开她的目光，只是看着整盘的鱼和摊位里头剩下的满满当当的菜，看了许久后竟然问，还有饭吗？
蔡姐停下咀嚼的动作，放下钳子，站起来替他盛饭。他接过盘子，见她杵着不动，便自己走进摊位里挑菜，然后在煎鱼对面坐下吃起来，还为自己夹了一片。
蔡姐慢慢走回他对面坐下，看着他伴着日落，将一盘杂菜饭吃完。他吃完后也没有说话，在桌上放了十四块钱，然后背起电脑包，背对着她离去。
（吃杂菜饭能吃出通货膨胀的现实，说故事却可讲出心照不宣的共情，题材出自吃喝用度的民生议题，咋看似乎寻常琐碎之极，不过正是微不足道的细处，反而具有人性庞然若缺的彰显，叙述语句稍嫌不够如鱼得水，陈先生的戏份和照面略有不足，但是一场风波正愁不知如何落幕，最后竟是如此微妙的尽在不言，仿佛看了一部Wes Anderson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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