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雨的凌晨醒来
(诗人常在/诗里的下雨天/生病。无病才能呻吟,无梦才需挣扎,而且往往无眠才有诗,仿佛是在一夜翻来覆去的冥想中,辗转反侧一生的脆弱和疑惑,半朦胧半觉醒的状态,困顿里的那种萎靡神采,虽然标志依旧明显,可是俨然已经内化为对于存在的抵抗,书写虽然无从解答生命,但是只要还能醒来,就能等到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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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拿起桌上的手帕,阿义熟练地在老二的嘴边轻轻一抹,抹去的不只是无意识流出的唾液,还有那短而漫长的七年岁月。
刚踏入不惑之年的阿义,曾经是一位业绩不错的保险业务员。日夜在外奔波的工作,虽然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却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在那三十几岁的日子里,拥有一房一车,并且每年携带妻儿出国旅游,一家三口算是过着大部分人理想中的小康生活。可是,在全家翘首盼望,又一个新生命到来的那个夜晚,一次巨大的挑战,毫无预警地来到他们面前——宝宝患有脑性瘫痪症。
“这是老二的作业,也是我们全家人要一起完成的功课。”再次提到老二的病情时,阿义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二的出生,影响的不仅是父母的日常,更改变了整家人对于生活的观念。辞去上班时间不稳定的工作,他重操旧业,拿起教科书,回到校园里,也回到那间迫切需要他的组屋里。
老二庞大的医疗费以及24小时的照料工作,让他不得不调整原有的作息,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为了减低家里的开销,他忍痛将轿车售卖,改骑摩托车作为代步工具,伴他走过每一个往返学校的日程。一家人出门这件事,从此变得不再简单,居家生活早已成为这一家人的家常便饭,旅游,也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
“老二出生以后,老大也变得更懂事了。”像每一位家长一样,阿义边展示着老大的画作,边用心疼却自豪的语气,诉说着儿子的改变。当初还未入学的哥哥,也察觉到弟弟的不一样,变得更会关心和怜悯周遭的一切。有一回,大儿子突然向父亲讨了一张纸钞,慢慢走向角落里,递给了一位坐着轮椅的中年人。孩子的懂事成长,让阿义的眼眶不禁泛起泪光。
照顾两个孩子已经相当吃力,被问起为何会有多生一个孩子的想法时,阿义很快便给了个坚定的答复:“想要给老大添一位能够相处一辈子的手足。”
忙碌不堪的生活和总是还不清的账单,并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与热忱,现实使他无法停下脚步,但他也相信,最艰难的,已经过去了。
在五兄弟家庭里生长的他,深知手足的重要性。在一家人的生活重新踏入轨道时,阿义与妻子商讨之后,决定再努力为家里增多一位成员,改变家庭的氛围。活泼捣蛋的老三来到了他们的身边,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是日以继夜的育儿生活。可看着儿子们打闹的场面,过去的一切似乎只是过眼云烟,现在的他只感到加倍的快乐与幸福。
窗外的天色渐暗,阿义再次拿起桌边的手帕,这家人的日常,还在继续。
【侧记】
在决定开始这份专访以前,我认真回忆起了往年与阿义表哥相处的点滴。在印象中,表哥总是细心地照顾家里的每一个人,还会骑车带我们出去兜风,是个彬彬有礼又热爱运动的男孩。成长这件事,悄悄拉远了表哥与我的距离。对于表哥的近况,变得只能从父母的口中得知,表哥结婚了,生儿子了,儿子生病了等大小事发生的那几年,我们好像都没有机会碰面。对于表哥的印象,清晰,却更模糊。这一次,我主动去了表哥家一趟,看着在客厅里画图、打闹的孩子们,再听表哥说着过去和未来的种种,心中的感慨是很深的。在我从那爱无理取闹的小女孩,长成大学生的期间,表哥已经历了许多波折,肩上背起了一个家的责任。这一次作业,一趟访问, 得到的不只是分数,更是表哥的人生哲理。
(应受访者要求,本篇报道仅存目)
【侧记】
林叔叔原本与我素不相识,却爽快地答应了这次的采访,并尽力配合,真诚地分享他和女儿的故事,这让我非常感激。采访之前我十分忐忑,感觉自己是要去揭别人的伤疤,还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住情绪,把气氛搞得很凝重。没想到,我们的交谈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对待生活的乐观,对待人的热情温暖,深深地打动了我。
他们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人如何坦然地去承受命运的苦,并活得甘之如饴。那是一份承受了许多人无法承受的重和痛,却只是轻描淡写的毅力和勇气。这股力量将让我学会珍惜每个快乐的因子,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想到采访的那天,都不会有苟活的脸面。
能采访到他们父女二人,有满满的感动之余,还是我莫大的荣幸。
(骨肉相连相依,孩子皆是父母的骄傲,运动竞技虽然有输有赢,但是父女能够同心同盟,在这个真正的人生赛场上,彼此辉映已是最大的胜利。行文流畅语气真诚,组织的条理和转述的真切,乃至动态细节的生动捕捉,都让故事产生了极为亲和的引力,不过以诉求收尾或许会让人觉得别有企图,不妨回转到人物情感精神的核心。)
凌晨1点,张美珍又一次累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本来只是想坐着休息,但不知不觉地就睡过去。在沙发周围卧着的六只狗狗也停止玩闹,乖顺地垂下脑袋。它们知道再过不到4个小时左右,主人又该醒来赶着去上班了。
大约4年前,张美珍开始收养她人生中的第一只狗。这是一只参种的名贵犬,因为比较凶悍,被人遗弃在垃圾桶里。其实她并不喜欢狗,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它,但是和它对视的那一瞬间,她只感觉到深深的不忍,于是就不管不顾的带回家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第二次和第三次,她发现自己似乎爱上了养狗,于是渐渐地开始救助和收留附近一些受伤了或是生病的狗。后来,有人听说她的善举,特地从大老远的地方,将需要帮助的狗狗带来让她照顾。为了这些狗,她第一次花钱整修了家里的院子,只为了能让它们有更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听力不好的她,为了能够及时注意到院子里的情况,从此再也没在二楼的房间睡过,而是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最“巅峰”的时期,张美珍的家里养了近20只流浪狗。然而随着时间一长,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作为护士的她,本来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在收养了那么多只流浪狗后,更是天天忙得自顾不暇。后来,父亲不幸罹患肾病,还有丈夫出轨,更是让她原来平稳的生活被打乱。那个时候的她,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那么多的小生命。有一次,由于她的一时疏忽,还造成了家里刚被救助的小狗,被大狗咬伤的惨剧。不仅如此,因为家里收养了数量如此庞大的流浪狗,她已经被邻居投诉了好几次。
根据马来西亚的法令,一间住宅其实只能合法收养2只狗。望着手里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张来自市议会的罚款单,张美珍第一次觉得,仅仅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行的。她也想过要向一些专门救助流浪狗的组织求助,但是都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于是,她开始为这些被收养的狗寻找新的主人以及能够安置它们的地方。经过多次的交涉,一位回收厂的厂长,答应让她将剩余的狗养在厂内。将近1年的时间里,她都只能尽量在工作和照顾父亲之余,抽出时间去回收厂投喂和照顾那些狗。她不是没想过要放弃,毕竟光是给狗狗们打针和身体检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并且为了对这些小生命负责,还必须牺牲自己微乎其微的自由时间。但是,每一次看到健康和充满元气的狗狗们在门口排队,摇着尾巴迎接她的样子,她的精神和心理都能收获满足感。
在父亲离世后,她才又开始在家里收留少量的流浪狗。为了让收养的狗狗们过得更加健康,现在的她每天都会自己烹煮饭菜让它们食用。周末的时候,还会额外烹煮更多的食物,带着女儿一起沿路投喂路边的流浪狗。不仅是她的女儿,她身边的亲戚和邻居也受到她的影响,开始加入爱护流浪狗的行列。
有人曾经嘲讽过她的行为,认为流浪狗是怎么救都救不完的,这样做实属吃力不讨好,真的值得吗?她表示,“狗和人是平等的,都是生命,没有值不值得这样的说法”。她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有限,也只是希望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可能的去拯救多几个生命。
【侧记】
美珍阿姨是我母亲的同学,经我母亲的联系才有了这次的采访。她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忙碌,奔波在医院和回收厂之间,经常处于失联的状态,因此这次的采访我预约了很久才成功。甚至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她都因为才喂完狗,自己还没吃晚饭而向我提出延迟的要求,尽管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整个采访的过程非常的愉悦,她非常乐意并且兴奋地想告诉我,每一只她救助的狗狗的故事。与我一开始设想的不同,她救助和收养这些狗并没有很深刻的缘由,或是思想内涵,纯粹就是因为想这么做就去做了。她也没有很大的理想,并没有想要成立或者参与相关的组织,只是一心一意,倾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流浪的生命而已。这样纯粹的一种原因和动力,却又能够坚持这么久,着实令我钦佩。
有没有一种人生是随着书店一点一点的变老?当一个个书柜承载着时光的重量,慢慢弯曲时,庄先生的背脊也一点一点地佝偻着。如果你曾经到过本地的城市书房或友谊书斋,那么你一定看过这位老店员的身影徘徊在书柜前,用他深邃的双目,拼凑历史的图腾,与自己的人生。
今年78岁的庄先生,本名庄伟天,是本地的藏书家暨文史编辑,书友与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庄生。庄生与书店的渊源,要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末,当时他加入了商务印书馆的新加坡分店,做着卖书、办书展等后场工作。毕业于中正中学的庄生,自认学识不足,在书店工作的生活,似乎成为他自学的日子。于是,庄生边工作边买书,友人也纷纷相赠,不知不觉,手头上竟有十多万本的书,于是抱着成立图书馆的愿望,在2000年的4月,庄生与友人在马来西亚新山成立了陶德书香楼。
作为上世纪的一名典型的华校生,庄生对1980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的合并耿耿于怀,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有关南大的史料与学生出版的刊物,并在2000年初在大将书行新山分行,首次举办“南大之路”展。展览在新马华校生中掀起了一阵热议,于是更有后来的六次有关南大的史料展。庄生一一回想着展览的地点,虽然时过境迁,但当他翻阅着老照片时,眼里依然闪烁着些许自豪的光芒:“当时受南方大学学院邀请,展出了更大规模的书展,前来观展的人很多。”
希望后人“根据真实的史料去批评、讨论历史”,是庄生至今不断阅读、收集与整理书籍与史料的信念。这位深受华文教育的老人,在时代列车不断前进的时候,秉持一股寻找文化根源的动力,专心致志地与书作伴,甚至编辑了《南大春秋》与《新加坡学生运动》两本书籍,为后人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史料。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南大史料展上,庄生与友谊书斋第一代老板宋兆裕相识,两人一拍即合,在两年内与宋先生在全马策展三十多次,包括了南大史料展、抗日、二战史料展、方修展。问及经济来源时,庄生不以为意:“单单场地租金就要花费一笔钱,也就不去计较有没有赚钱,好的时候还能有些车马费,但更多时候要自掏腰包印刷海报等。”庄生对于书展这个独立的空间给予他传递历史回声的机会有着无限感激,所以坚持策展。
除了策展的这段人生时光,庄生的身影也穿梭在本地的不同书店中,见证了书店的兴衰没落。90年代末庄先生在今古书店帮忙,2005和2006年也在青年书局工作过,后来也在英培安先生经营的草根书室当店员,当这些书店纷纷随着华文文化慢慢地没入时代的洪荒里时,庄生开始到友谊书斋与城市书房工作,一周工作几天,剩余的时间就是继续新加坡史料的整理。
一天不看书,庄生就觉得不自在,他笑言把赚的钱都拿去买书了,可是年事已高,加上有眼疾,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尽情地看书。但这位喜欢收藏书、爱看书、具有国族使命感的老店员,还在过着他认为的充实且有意义的生活,在书店里拼凑着自己与这个国家,渐渐被遗忘的时光。
【侧记】
2018年7月21日,我从友谊书斋离职,庄生送了一本书给我留念,书名是《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当时我刚上大学,未能体会如书名所述的人生观。后来,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拿起庄生送的这本书时,看到他写下的一句话“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读书,为了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我想,庄生这一辈子与书相伴的日子,让他也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庄生说他最喜欢阅读的书是鲁迅的作品,鲁迅在书中所反映的社会与人性让他感到十分深刻,作为受鲁迅思想影响之深的华校生之一,庄生骨子里透露着一分难以言喻的固执,他像是一位老顽童一样,用最简单最单纯的想法固守着心中的一份坚持,一份对南大、对华文文化的坚持。
(在这个没有屏幕就无法阅读的年爱,实体的书和实体的书店,差不多沦为了古董古迹,不过在历史早前的那一页,确实还有人逐字逐句的,读出了社稷的理想和个人的憧憬。故事的意义举足轻重,从一个人物的垂老,窥看一种精神的衰亡,行文描述尽皆圆熟清晰,不过着墨偏重事迹理念,与书店为伴前的经历和生活的状况,似乎还可陈述多一些。)
若路边传来补鞋匠的敲敲打打声,记得往那里看一眼,因为那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丽光景。
补鞋匠弯着背,低着头,坐在小木凳上,靠着他们一双巧手,一针一线地缝补,拯救每一双从顾客手里拿到的旧鞋,将它们脱胎换骨,赋予新生命。但随着时代的瞬息万变,新鞋取代旧鞋,新科技取代传统手工缝纫,补鞋匠一行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化,从人们的视野里慢慢淡出。曾经四处可见的鞋匠们渐渐老去,无人继承。
幸运的是,一路上人们穿着形形色色的鞋子匆匆地从旁而过时,还有他依然停留原地,在这座城市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边,坚守岗位,等待一双又一双鞋子在眼前停下。他就是75岁的Peter Chin,一名在Holland Village一带守业了45年之久的路边补鞋匠。
年迈的Peter Chin,挺着结实硬朗的身板,比上班族还要勤劳,一周无休,每日到固定的小摊位上摆摊工作报到。Peter Chin说,“补鞋匠除了手艺,还须具备完整的修鞋工具。”。开工第一件事,就是把塑料箱子中的工具,如皮革、粘胶、钉鞋的钉子、钳子、启子、尼龙线以及锤子等等,井然有序地成列在办工的小木桌上,然后坐在矮凳上等待顾客上来。
他认为,“身为补鞋匠没有什么困难的,只需缝、补、换、钉以及粘”。顾客送来修补的鞋子中,大多都是破旧不堪,不然就是四分五裂的。通常,他会在裂开的鞋子边缘涂上强力胶后,等待15-30分钟再贴合,然后用手加压后用锤子敲打,最后一步,用针线来回穿插固定。
一个专业将旧鞋变新鞋的魔术师,生活中同样经历过无数的变化,有好的,有不好的。Peter Chin指出,踏入补鞋匠一行前,曾是一名饼干厂的送货员,和普通人一样拿着固定的收入。后来,通过身边一位朋友的教导下,才学到了这门修鞋手艺。一开始,没想这么多,抱着“既然都学会了就做”的心态,也没有考虑其他的工作,一股脑地摆起摊位,成为了补鞋匠。再加上,在那个时代,送货和补鞋工作收入差不多,就这样阴差阳错将大半人生奉献于此。
然而,近来疫情带来的打击,补鞋匠也深受影响。对此,Peter Chin神色凝重,还频频摇头地重复道,“最近没有什么生意”。他指出,“疫情前每天至少会有8至10个人,可是疫情后,大家都呆在家中少出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破鞋,导致生意跌落了不少。生意好时可以修到3至4双鞋;生意不好时,一整天一双都没有,空手而归。”
他补充,“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起过补鞋的价钱,每缝补一双鞋,只收价8或10块,依鞋子的损坏程度而定。”虽然那一带也有不少补鞋店,但是价钱相对昂贵许多,所以还是会有许多顾客拿着旧鞋前来询问。为了应对市场的要求,除了修补鞋之外,他也提供其他服务,如擦鞋、腰带打洞、修补书包等等。
生活即使有许多无奈,仍要坚强生活下去。他坚持工作的动力来源就是家。他说:“十多年前,儿子患上了忧郁症后,家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间,老婆负责在家照料生病的孩子,家里除了开饭钱外,还需要支付一笔吃药看病的费用。虽然出嫁的女儿每月都有给些家用,但还是无法负担增加的生活开销。
“现在人老了就没有人要请了,而且其他工作也太累了,幸好学了这门手艺,凭着自己的一双手,让我的家人可以过日子。”
【侧记】
我想把这瞬间保留,这片光景是必须存在和被记得的。
补鞋匠这一行仅剩的屈指可数,有人可能就不曾注意过在角落边默默埋头苦干的老爷爷,有人可能不曾将鞋拿去修,破旧了扔弃即可,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补鞋匠的没落更是无声且无息。
路边补鞋匠一职作为社会底层,坐在人来人往的路边,顶着日晒或雨淋,替人修补破旧的鞋子,他非但不曾在意过他人的眼光,更对自己所投身的行业毫无怨言和感到满足的。从他身上,我久违地感受到了在城市中难能可贵的淳朴和简单,还有一份豁达。世界一切仿佛与他无关,他就默默靠着自己的手艺,赚取微薄的收入,有时遇到熟客就聊聊天,没客人时就静静待着,看看四周。
但是,一旦你有需要,他一直都在。
(如果鞋子是人间行路的条件,补鞋匠也就是生命往来的修持,但是在这个敝履弃之的世界,喜新厌旧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题目极为抢眼,行文也有流畅凝聚的表现,故事里有人性的朴质和坚毅,也有社会的过度和变迁,乃至非常时期的打击和困顿,如果以主观目睹补鞋的过程,从而感叹手艺俨如「魔术」,人物形象的比喻和营造就更为伏贴。)
有的人戴墨镜为了挡太阳,有的为了耍帅,有的……其实只是怕出门被打。
采访开始前,小明就对我说:“等一下,让我先把墨镜戴上”。虽然我们当时是在室内,但他说那是他的“identity”。
SGAG 是近年在社交媒体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平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绝对就是创始人“小明”。
看过SGAG影片的朋友们,都应该常常注意到他总是戴着墨镜,不管是在室内还是户外,从来不会把它拿下。粉丝们这些年来不断敲碗,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有的人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但放心,他不是个怪叔叔。
他只是……怕在街上被人打。
这样说听起来,好像很匪夷所思,怎么说SGAG现在看起来那么风光,背后有个非常强大的团队,还有个那么舒适美丽的工作室。但其实SGAG如今这么光鲜亮丽的状态,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告诉我,在刚创办的时候,SGAG只是个两人秀,一人负责拿着手机拍摄,另一人则是在镜头前面耍宝 —— 靠的就是愚弄别人来吸引点阅率。
不管是在等待着抓POKEMON的人海中,大喊“那里有(非常罕见的)SNORLAX”,搞得一群人像发了疯似的白跑一趟,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开政府官员的玩笑,只要能娱乐大众的噱头,他们都愿意做。
各种荒唐的行为的确十分讨打,难怪就算现在红了,也依旧害怕别人来找他算账。
这样虽然听起来蛮无奈的,但也无形中变成了一个话题。在SGAG的社交平台上,常常看见粉丝们胡乱猜则,到底小明长什么样子,每当SGAG的视频里出现了新的角色,就会有人问“那个是小明吗!”。又或许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宣传方式?
而让人好奇的不只是他的眼睛,他的创业历程更是让人觉得“这样也可以?”
因为万万也没想到,竟然有人会因为一盒麦当劳的“Curry sauce” 一夜成名,就这样展开了他的网络事业。
大家或许还记得,当年麦当劳突然宣布“举世闻名”的咖喱酱竟然断货了。网路上“人心惶惶”,大家都议论纷纷,担心以后炸鸡块要陪什么吃?!
小明说,那时的他不过是一个在等待大学毕业的学生,正在讲堂的后排坐着,上课上到闷了就上上网,结果发现大家都在讨论咖喱酱缺货的事件。上课无聊,灵机一动,小明做了生平中的第一个“米因”。
谁知道一夜之间,这个米因就在网路上爆红了。
而这个让他一炮而红的米因,竟然只有六个字 ——“MCDONALDS Y U NO CURRY SAUCE” (译:麦当劳为什么你没有咖喱酱),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样的创业故事听起来虽然很酷,但其实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他说,当时要创业其实也蛮害怕的。毕竟在新加坡完,全没有人试过以做米因来谋生,他是第一个。毫无前车之鉴的创业,令人担忧,一开始也难以说服厂商相信他们的实力。
但他也表示:“不过这样也好”,因为没有人做过,所以也给予他们无限的创意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幸好,他的确没有选错路。一转眼SGAG已经创立了八年,而且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它们单单是Instagram 上,就有将近70万的追踪人数。想必现在根本不用担心如何推销自己,客户也会自动送上门吧。
但这样还不够,原本工作听起来就比一般人有趣一百倍的他,近年还创立了属于小明的专属IG账号 —— 而且竟然是靠“恶整”他的老婆来赚钱!
他新开的账号(@sgagxiaoming)就等同于他私人的粉丝页,上面发的都是他“作弄”太太的视频,深得网民的喜爱,更让他重新再红了一遍。
网民甚至还为他的太太取了对应的名字 —— 小丽!
虽然也有人说,搞创意其实没想象中的容易,但你说,他的工作,是不是也太好玩,太令人羡慕了?
【侧记】
很多人都认识SGAG小明,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他就是SGAG的创始人之一。SGAG是小明和他的高中同学在2012创立的,当时的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八年后的SGAG竟然已经成为了新媒体娱乐界的“大哥”,一个十分成功的广告公司。其实当年的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往新媒体发展,却在机缘巧合之下展开了他们的“米因”之旅。当年的他们一人掌机,一人耍宝,两个人就在一个窄小的房间里办公。当时也取了“小明”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更亲近观众——毕竟“小明”是所有新加坡华人最熟悉的名字。如今SGAG已有过百名员工,甚至还扩展到了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简称MGAG和PGAG)。小明的创业经历奇特,但其实也非常励志。虽然是个误打误撞成立的企业,但在小明和合伙人的努力下,在短短的八年内取得惊人的好成绩,也证明了只要肯付出,任何不可能的梦想,其实也能够实现。
(时代青年就要敢作敢为,网络世界更是如此,瞎搞胡搞虽能引来15分钟的注意,但是如何再接再厉求新求异,才是引领风潮开创新局的天地。内容的理路和角度皆有确立,但是用字措辞稍偏,描述方面不够精确,而且偏重创业的过程和发展的环节,忽略了人物墨镜背后,比较不为人知的故事,不过行文语气符合人物特性,活泼逗趣颇能吸睛。--略为修饰字词。)
“我儿子患有自闭症,所以我总觉得帮助其他像他一样的孩子,是我的使命。”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却承载着前前新谣歌手王丹丝(50岁),对于自闭孩童的无私奉献和慷慨。
王丹丝与自闭症儿童的接触是从2005年开始。当时,她得知仅有8个月大的儿子患有自闭症后,王丹丝决定一切亲力亲为,做一位事必躬亲的母亲。她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陪同儿子参加各种活动和课程,希望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无忧无虑。期间,她结交许多像她一样,平凡却不平庸的家长,也和他们一起参与许多有关自闭症的义工活动。
2017年,王丹丝在脸书 Reunite Missing Children 的群组中,无意间发现与儿子同校的同学失踪。心急如焚的她,决定聚集同校的家长、老师,到同学经常出没的场所,将他平安地带回家。
她感慨,那一次是难忘的一刻,也使她反思自闭儿童的处境,以及他们经常失踪的原因。王丹丝观察到,许多自闭孩童的家境并不富裕,父母没办法无时无刻陪伴,更别提付费报名参加了解自闭症的课程。
自那一次起,王丹丝除了加入团队寻找失踪儿童外,也主动在儿子学校筹款,并在假日和特别节日,租下巴士带领这群活泼的孩子们,参观动物园、滨海湾花园等旅游景点,给他们留下愉快的回忆,同时灌输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除此之外,王丹丝也会利用自身所学的知识,给身边一些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提供呵护,并且辅助那些“没钱、没时间”的家长,进一步了解面对自闭症孩子的方式。
久而久之,王丹丝认为自己还能够为自闭儿童,付出更多的关怀,便决定通过自己擅长的歌唱,在每个周末为自闭儿童免费授课。除了大伙一起快快乐乐的歌唱之外,王丹丝也请来了美术和编钟老师,轮流教导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学会美术和乐器的一技之长。于是,SSV(Singapore Special voice)这个组织,在2018年便正式成立。
为了丰富这些自闭儿童的学习体验,王丹丝不辞辛劳,经常傍晚下班回家后,收集和准备适合的歌谱。她在闲暇的时间,也不放弃为孩子寻找能够演出的场合和管道,帮忙售卖他们上课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提供一点资金上的援助。她认为,仅有孩子积极参加艺术课程和表演,才能使他们挖掘自己内在的本能和才华,学习与他人相互合作与沟通。
然而因为疫情的关系,SSV的课程和演出受到影响,需要通过线上进行。即便如此,王丹丝也毫不气馁,一切亲力亲为,对应当下的情况做出改变,转换成通过网络视讯的方式线上授课。虽然无法面对面,但是这些孩子们都十分懂事,一直铭记着她的教诲,甚至还会不时体贴的慰问她。
她坦言,“疫情期间,这些小朋友会用父母的手机,打电话说很想我,这其实很温馨。我看着他们通过自己设计的课程和活动,从不善于沟通,慢慢懂得自我表达,再渐渐主动与他人沟通,甚至能够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表演,我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满足感难以形容。”
正是王丹丝这样的奉献精神,以及“我不做谁做”的心态,使长期受到社会漠视的自闭儿童,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在茫茫人海中,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快乐。
【侧记】
与王丹丝初次见面时,是某天的下午,当时,她身穿洋装,领着深受上班族欢迎的皮包,旁边带着她15岁的自闭儿子。她见到我时,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亲切地问道 “佳慧,你好吗?”,瞬间将两个陌生人本存在的尴尬化解。在我眼中,女强人估计就长这个样子。
访谈中,我发现王丹丝是位非常爱笑、活泼的人,她总是给予他人生活美满的样子,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她和我提起,当儿子刚出生时就与前夫分开。不愿与丈夫出现纠葛的她,坚决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兼顾全职工作和母亲的责任。然而, 本该忙碌、疲惫的王丹斯,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帮助自闭孩童。从创立SSV,到安排各种活动,无论再忙,她也似乎从没想过放弃。而当我问她,长期忙碌,有没有喊累或辛苦的时刻吗?王丹丝却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会,我感觉帮助这些自闭儿童是我的使命。”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幻想坚强新女性的样子时,其实不必看得太远,不妨留意身边如王丹丝,这样的女性。她所做的,也许在别人眼中算是举手之劳,但是她所散发出来的一份关爱,确实让许多自比儿童,少了一份孤单。
(唱歌靠的是集气,但是行善却需心力,歌声可以挑动万千群众的情绪,但是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手把手的扶持和关爱,更是一项伟大的灵魂工程。形容描述的能力稍有不足,行文不够整洁,陈述语句也多有拖拉重复的毛病,不过故事选材特出有趣,再补充一些过往的歌手背景,以及舞台今昔的差异,人物就能更为立体。--略为修饰文句。)
對一個女人來說,愛情是一切,因為愛而犧牲,因為愛而放手,但也因為愛,她自己一人把年幼的三個孩子撫養長大。
林淑芬是一名全職女性,今年61歲,就和其他的單親媽媽一樣拉拔孩子長大。30幾年來身兼多職維持家計,她從沒有抱怨過。她說她不怨恨前夫,反而還感謝自己的三個孩子。
這三十幾年來彷彿倒吃甘蔗,也終於苦盡甘來,三個孩子也都成家立業,好幾年前也成為了阿嬤。她驕傲地表示其中一名孩子成為一名直升機機師,另外两个则在金融界服务。
林淑芬目前在士林夜市的蔥油餅攤位工作。她樂觀的性格,待人友好。每當工作時間,她總站在蔥油餅攤位前,忙進忙出。辛勤的汗水在她的臉上滑落,頂著高溫在油鍋前,她沒有埋怨。她用流利的台語和熟客問候,就連觀光客也被那熱情所感動。
從小出身在農業家庭,小時候居住在台灣北部的四合院,家庭並不富裕。林淑芬從小就很乖巧。父母農耕時便擔起照顧家裡的弟弟妹妹的職責。從小經歷父母的爭執、離婚,但是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樣,依然對愛情有憧憬。或許是因為從小看到父母感情的起落,自己對愛情的規劃更是早熟,希望自己能早點成家立業。高中一畢業,她就開始找工作,分擔家庭的家計。後來,淑芬也找到一個合夥人,開始了中盤商的小生意。兩人在一起相戀相愛,孩子也在不久後出生了。當時的她也才22歲。
一轉眼,孩子上幼稚園,當時台灣經濟起步,夫妻倆的生意也做得不錯。名下已經有好幾間房子,開賓士。丈夫就在這時也外遇了,孩子也親眼見到爸爸和別的女人牽手。當時的林淑芬也選擇原諒。經歷過幾次的原諒,林淑芬變心灰意冷,和丈夫離婚了。
一夕之間,她的世界就崩塌了。28歲時,為了補貼家用她賣掉手上唯一的房子。她迅速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學會刺繡並以此謀生。後續在飯店擔任飯店房務者一職,生活忙碌。早上在花市賣花,晚上在士林夜市賣蔥油餅。
她很自豪地說,雖然忙碌依舊沒有缺席三個孩子重要時刻。在學校還沒有營養午餐的年代,淑芬儘管忙碌於工作,但是還堅持為孩子們準備午餐並且送到學校。直到孩子們長大後,才辭去多份工作在夜市賣蔥油餅。
淑芬表示把孩子顧好是堅持下去的理念。最難過的時候,偶然遇見當時家裡旁邊“柑仔店“的歐巴桑。歐巴桑告訴她“一個人的緣分,欠他就還他。”說到這裡,堅強的她也難敵悲傷,流下眼淚。但是她還是擠出笑容,訴說自己從未怨恨過他。她說:“那是我自己的選擇,所以我不會批評男方和其他女生……”她哽咽著,試圖忍住悲傷不讓過去的傷痛把這幾年的堅強擊碎。
她的經歷確實令人心疼,撫養孩子二、三十年並沒有再婚或是找另一半。離婚的那一刻起,自己更努力地給予孩子們缺失的那一份父愛。“單親家庭的媽媽很辛苦。我要把小孩顧的很好。他們(小孩)的工作穩定,我就心滿意足了。” 淑芬說從來不把自己的付出和努力看成是“辛苦”,現在孩子們成家立業了,自己也放下心裡的那一塊石頭。
“我一個人做兩份工作哪有時間想那個(再婚)。”即使這幾十年孩子們都可以自力更生了,她還是把自己孩子們放第一。
專訪結束後,她擦乾淚水,拾起笑容,感謝這一生很多貴人,孩子們也是她的貴人。即使再堅強的女性都有一刻脆弱的心,而母愛讓她的心變強大。
【側記】
訪問使用Line視訊通話,電話接通後,我詳細地解釋訪問的內容大綱。阿姨很配合地聽完解釋。但是她很害怕自己回答地不夠盡善盡美。訪問就開始了。訪問期間,阿姨笑著告訴我她幾乎已經忘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儘管如此,我也知道她並不是“全部”都不記得,而是因為太痛太心碎,所以才讓時間沖淡一切。自己也選擇忘記。
因為跟阿姨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訪問的時候,顯得有些尷尬。畢竟在懂事之後,早就沒有那一號人物了,也鮮少提及。講到傷心處時,阿姨也流下了淚。儘管她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不曾見她除了曾祖母去世以外的事情掉眼淚。然而視訊採訪的壞處就是,似乎感受到對方的情緒,但是只能以言語的方式安慰她。從她的眼神中,我看到母愛的溫暖,還有堅強不屈的性格。整體來說,這個訪問很有意義,不曾見過她這一面。她誠實面對過往,更是對自己的孩子照顧有加。
(假如生命欺騙了你,那就更加真誠的活下去,女人命苦,而苦命的女人,似乎都有一種坦然的胸襟和無畏的魄力,最後把被騙走的都拿回來。婦女節特輯式的標題稍無重點,內容算是捨近求遠,不過類似的際遇雖然耳熟,行文的情感色彩卻是濃淡適宜,描述形容遞進分明,無論是故事的帶入,或者講述的框架,皆有產生共情的調性。)
乐,寓意快活、欢喜。但是,陈乐 (24岁) 的生活似乎与这个字,欠了缘分。
16岁时,陈乐的癫痫第一次发作。癫痫发作的起因各有不同,而陈乐的则源自生活中的压力。由于她父亲的情绪管理问题,因而导致她无法与父亲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即便如此,她依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父母的骄傲,所以十分努力的想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但是,这反倒给她带来了更多无形的压力。这些沉重的负担,在她心里慢慢地累积起来,引发了癫痫频繁发作。为此,她曾出入医院数次。
但是,因坚强的性格使然,纵使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磨难,她仍懂得去直视自己的问题。癫痫发作后,为了能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病情,她向心理健康辅导员寻求帮助。现在,虽然她的癫痫仍旧偶尔发作,但她却懂得如何即时调理身心的状况,并且也更明白了生活的意义。
如今,陈乐在学习的当儿,同时肩负多职。上大学后,她便开始从事兼职模特的工作,并且在这一方面颇有成绩。她透露做模特是因为家里较为贫穷的关系,所以意识到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并希望能减轻父母的负担。
在2018年,赢得该年妮维雅(Nivea)举办的比赛后,她正式签约经纪公司成为了模特。她的工作范围,主要是拍摄平面广告和视频,每次工作至少能赚500元以上,甚至有时会接到更优渥的待遇。
但她也表示,这份工作虽待遇不错,可是过程也很辛苦。为迎合市场及公司的需求,她必须确保自己保持最佳状态,因此在饮食上需要多加谨慎,以确保良好的身材和皮肤状态。
尽管模特工作有助于帮她获得经济独立,但她更热衷于教学。目前,她也是一名兼职补习老师。她的教学目的和初衷,除了希望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课业,争取好成绩,更重要的是,当遇到像她一样,面对许多心理困扰的学生时,可以通过自身的经历,去开解和勉励他们。
当被问到她的过往经历对她的影响时,她这样说:“虽然那些时刻很艰难,很不开心,但这些经历让我更快的找到了人生目标。与一些同龄人相比,他们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理解自己,但我的经历加速了这个摸索的过程。”
目前,陈乐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专业。毕业后,她打算继续学习教学相关的课程,并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补习老师。她从教学中找到了乐趣,并希望能够发掘更有趣更有互动性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学习。
然而这样兼顾多重职务,多层身份,是否会让她更为劳累,更有负担?
陈乐坦言,“会累,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明白自己的压力来自哪里,并学会坦然的接受失败。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去享受生活,学会自爱,并且要专注于实现的目标。所以即便累,但有了人生方向,就有了动力。”
【侧记】
采访开始时,陈乐正在讲诉她的癫痫发作原因。当她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气氛变得较为沉重,而她在诉说的语气较为低沉缓慢。当被问及是否有尝试缓解家庭关系时,她无奈的表示自己的家庭情况过于复杂,家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去一起解决问题。
然而,慢慢地,当话题聊到她现在的生活时,她的表情变得更为轻松一些。尤其,在聊到她的模特工作经历时,她会开始搞笑的吐槽工作中的不容易和对模特苛刻的要求。
此外,当谈到如何在学习的同时,兼顾不同的工作时,她分享了自己的时间表。在时间表上,她仔细规划自己的每一天,甚至细致到每个小时,以确保自己能够高效完成自己的学业和工作。
而整个谈话中,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尽管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她仍久保持坚强的态度。面对生活,她认真的对待自己做的每件事,并且非常珍惜拥有的每分每秒。
(苦难是成长的检验,现实是生活的教育,无风无浪的漂游虽然安逸,但是绝对比不过颠簸摇晃的经历,人格的打造和竖立,如此才能形成模范。语词表述稍有重复,语气略为呆板生疏,可是修改后敞开焦点,拉出脉络,无论是故事背景的开示或者人物言行的转述,皆有了更为活络和正向的呈现。--略为修饰文句。)
如果能实现任何梦想,你会选择抛下安稳的生活,去帮助第三世界里那些不幸的小朋友吗?或许没几个年轻人愿意,但这是24岁的林耀荣最大的理想。
耀荣年纪轻轻,已经环游了差不多40个国家,其中包括莫桑比克,巴西和以色列。可是他环游世界的原因,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当义工。他最大的愿望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老师,帮助那些不幸的孩子们,教他们英语,希望带领他们脱离贫困。从他五年级开始到现在。这个梦想从未改变。
爸爸妈妈都曾经是义工志愿者,热爱帮助别人,所以荣耀也在5岁时,跟随父母的脚步,踏上了第一次的义工之行,走进了这个必须发光发热的世界。耀荣说,住在新加坡的我们,有时会觉得拿着气球很幼稚,可是有一回他当义工发气球给村里的小孩子时,连成年人统统都来要求一份,他觉得稀奇,原来这么小的一个举动,便能使大家开心。这对年幼的耀荣来说,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第一次发现,人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来获得满足。
耀荣因长时间接触义工活动,所以从小就很清楚自己的未来所向,“妈妈跟我说,小时候当朋友们都有幻想的朋友,唯独我会建设自己有幻想孤儿院。自己在一旁设计标记,设想怎么拿到赞助款等等”。
在耀荣到过的40个国家中,最让他心酸的是莫桑比克的经历。他在垃圾桶旁边,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女婴儿,后来听居民们说,因为许多父母不想要生育女孩,在这里是一件很普遍又常见的陋习。
另一个让耀荣感受深刻的地方,则是巴西。有一天晚上,村里外头突然传来了烟火声,耀荣马上把手机拿出来想进行拍摄,可是跑到外头时才发现,竟然是发生了一场枪战。村里的朋友们跟他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随后大家都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了。
耀荣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新加坡,家境还算充裕,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因此下定决心,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尽量分享给他人。
他到过的许多地方,大都属于贫穷地区,孩子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所以耀荣认为,只有教育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因此决定投入这个事业。上大学之前,他原本在巴西住了三个月,差点就不想回来了。可是,当他想要进行教育改革,发现自己多有不足,所以才决定回国继续深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往后义工的职务。耀荣很兴奋地说,他想被称为 “travelling teacher”。
为了多了解周围的世界,他加入了南洋理工大学的英文系,目前正在修读大三。在这三年里,他学会从别人的观点来体验事情;学会适应新环境;向着目标砥砺前行。虽然他还是个学生,时间也紧迫,但只要看到孩子们的笑容,就好像不那么辛苦了。
当然,环游世界教育贫困地区的小孩子,需要很多资源,所以耀荣去当兵时,便把零用钱存下来,通过打工赚钱的方式,资助出国当义工的开销。
不管是身穿浅蓝色的T-shirt,或者兴奋开朗的谈话语气,耀荣的活力都流露无遗。他说:“现在上了大学,我发现自己有太多不足的地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当老师的准备,心理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兴奋感,迫不及待地想毕业,想出去当一个环游世界的老师,以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外头的小朋友。”
耀荣讲到这里,眼睛里闪烁着光,声音透露了无比的期望。
【侧记】
我第一次遇见林耀荣,是在大学举办的新生迎新营。我本身是有些慢热,可是他是超级外向的人,很快就能和身边的人交朋友。所以我没意料到,这次采访他时,会看见他对梦想的认真。当老师叫我们找人时,我其实没想到他,可是那天他在说为了做义工,环游世界的事,我觉得挺有趣。在跟他深聊时,我真的看见他对小孩子们的那份爱。他跟我描述那些深刻的回忆时,眼里含噙着泪水,声音还有点沙哑。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采访,我可能不会想到他那么开朗的人,心里却有好多忧虑。虽然非常清楚目标,可是也会担心自己能做到吗。听了他讲述故事后,发现我们好爱追求不重要的事。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他一样,舍弃其它梦想,下决心当全职义工,所以我真的非常佩服。
(独善其身之人多,兼济天下之士少之又少,那些多灾多难的角落,需要的其实不是遥远且廉价的关怀,而是设身处地的实践和帮助。文句描述仍然不够和谐流畅,词汇表意还有许多闭塞局促之处,但是陈述的条理总算清晰,言谈的处理和故事的转述,皆有触动到人本精神的核心,还有人物悲怀的本质。--修饰文句,略通文气。)
李嘉琪的手腕上总是挂着一个形状奇特的水杯套,两条带子一长一短,长的穿进短的里,串成一个手腕粗细的孔洞。那是她花了两天时间,剪碎两件旧T恤,亲手缝制的小玩意。
别看嘉琪只是个普普通通的22岁传媒系大学生,她与针线的缘分,却由来已久。
5岁时,年幼的嘉琪就对针织情有独钟。在同龄的小朋友还在看电视、玩游戏的时候,她已经拿起了毛衣针,抱着一小团毛线,学着妈妈的模样,一针一针的织起毛衣来。
上初中后,嘉琪开始了住校生活。她回忆到,那时学校的要求十分严格,一开始大家都不敢把手机带到宿舍。也正因如此,十字绣这种简单易学的绣品,才突然在学生之中流行了起来。
当时一个十字绣的底布和绣线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就能买到,图案大多比较简单,颜色也单一,只是学生用来打发时间的消遣。
喜欢针织而非绣花的嘉琪在纠结一番后,还是加入了班里的十字绣大比拼。原因无他,只是觉得“在宿舍织毛衣不方便,而且有点像在养老”。
不过从毛衣针转向绣花针,过渡起来却并不容易,光是穿针就花费了她不少时间。好在从小与针线打交道,让她比同学更心灵手巧。没过多久,嘉琪就成了班里最好的“绣娘”。每当有新作品绣完,总会有同学来向她讨,甚至还有人买来自己喜欢的图样,拜托她帮忙绣。
那两年,她一有时间就在宿舍里绣十字绣,图案也从一开始简单的小图,变成了盛放的花卉、秀丽的山河,或者是几何图形组成的鞋垫——只要是手边有的材料,她都能绣。如今回想起来,嘉琪眼中仍有怀恋和骄傲的光。
不过学生间的潮流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十字绣只流行了一两年,大家就大起胆子,玩起了手机和游戏机,将未绣完的布和线扔进了垃圾桶。嘉琪谈及这一转变时仍觉得遗憾,却也无可奈何,“毕竟那些比绣花针更好玩,也更容易上手”,谁还会花时间去重复枯燥无趣的穿针走线呢?
没了同学的陪伴,嘉琪渐渐意识到,这条刺绣之路上只剩下自己踽踽独行。再加上细密的格子布看起来实在费眼,她的视力也在那两年中下降了不少,拿起底布就忍不住眼酸流泪。
眼睛的损伤几乎断送了她的刺绣生涯,高中繁重的课业压力更是让她极少有时间拿针。但嘉琪还是收藏了一些绣品图样,打算留到以后再绣。
“毕竟绣了几年,我不太想放弃。可惜来新加坡上大学之后就没什么精力绣了”,就连手边的杯套,都是她因为太久不动针线,觉得手痒,才在疫情封城期间缝的。
但被问及将来是否会将此当做职业时,嘉琪却摇摇头,笑得很通透。
“我觉得人该有一些爱好,陶冶情操也好,打发时间也罢,总得动手去做些什么,而不是每天趴在电脑前,或者玩手机。但是不见得一定要把爱好变成职业。像我这样有时间就绣,绣完送给朋友,也是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
当然,这一决定背后也不乏现实的考量。嘉琪坦诚,虽然手工艺品很有市场,但十字绣的艺术价值并不高,制作起来却费时费力,即使她有心以此为生,恐怕也很难糊口,还不如就将它当做一个爱好,闲来无事绣一绣,权当放松消遣。
不过嘉琪也透露,她打算毕业后去拜访一些刺绣师,利用自己专业的传媒知识,为他们做些记录或宣传。
“不说什么传承民族技艺,我只是觉得,如果能因此学到更高超的技法,结识一些同道中人,见证一些作品的诞生,或者吸引到更多年轻人关注(刺绣),那我的爱好和专业就更有了意义。”
【侧记】
我与嘉琪同窗四年,却也是头一回知道她爱做针线活。
近一个小时的采访,让我对她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故事并非跌宕起伏,亦无惊心动魄,却不乏一个普通人对针线的热忱,尤其在电子产品和机械生产盛行的年代,有年轻人仍执着于将手工针织作为爱好,实属难得。
但感慨敬佩之余,我却难免纠结,一面认同她对于艺术、爱好和职业之间淡泊通透的态度,一面竟却忧虑起民族工艺的未来。
当手机和便宜便利的流水线产品主宰了一代人的生活,愿意拿起针线或其他工具,用双手制作、传承传统艺术的人已越来越少。长此以往,也许某天我们只能在博物馆见到那些复杂精美的手工艺,至多再感慨一句“我小时候也曾见过老匠人亲手做这些”。
这样一想,便不免多了些无可奈何的悲哀。只能希望像嘉琪这样的人能更多一些,用不同的方式,让这些民族工艺长久的流传下去。
(古来织女纺织天地云雾,后来时光断线流俗满地,人性从此裂开缺口,似乎已经找不到针线缝愈,所以像是嗜好的一种玩意,内里实有返璞的真意。虽然故事的本质有点平淡无奇,但是通过由衷的讲述和沉稳的表露,将人物难得存乎的性灵,以及生活必须推崇的理念,交织得头头是道,文字不做浮夸的化腐朽为神奇,却有似清流涓涓的洗涤。)
隨時代更迭,新加坡的傳統紙紮店在早些日子已逐漸萎縮,到如今更是屈指可數。但無論如何,只要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升起,張惠琴(33歲)就同其他中峇魯巴剎的小販一樣,拉起萬家香香荘的捲閘門。
英國拉夫堡大學商科畢業的她,於2017年辭去市場營銷白領一職,一句「不忍心浪費祖先們的心血」,從此接手了這份無休假日的家族生意,讓自70年前祖父飄洋南來的白手起家,傳承至第三代。
那些亂中有序的一件一套一雙,總有著「生人勿近」的隱形標籤,因為和世人的吃喝穿住太過相似,一般人也都自然而然地敬而遠之。大概是和阿嫲太親近,張惠琴自小就呆在店裡當起小老闆,幫阿嫲補齊架上貨物,漸漸地更被灌輸了「你以後來這裡做就好了,不要去外面做」的概念,所以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完成阿嫲的心願。
十幾二十年前,老人家都說紙紮好,畢竟紙料不會臭也不會壞,卻沒料想行業會有萎縮的現象,還要讓政府的政策左右店舖的存亡。阻斷措施的實施,也讓營業了50多年的店,遭受了第一次暫停營業。因此,張惠琴嘗試過自己在行的網絡營銷,卻發現新舊顧客都依賴手觸實體的真實感。後來推陳出新,要少煙,要環保,要提供對應節日的專屬配套,甚至提供了客制化紙紮的服務。
提起客制化,因為原料難尋,所以她也量力而為,並非都有求必應。起初只是「無聊做來玩玩」的念想,在榴蓮旺季弄起「榴蓮」紙紮來嚐鮮,沒料想無意間被網民發佈至網上,隨即蜂擁前來的詢問和爆單,還成了紙紮界的網紅和始祖。一次嚐鮮,不如二次升級。接著第二代的「榴蓮」,更帶有「貓山王」的香氣,除了重量,確實難分真偽。張惠琴還得意介紹起店門口所剩不多的「紅龜粿」、「豆沙餅」等。
以食物色素上色後待乾靜置,再進行一層層疊加的反復工作,就是如此簡單的步驟,反倒吃力不討好,產量少,還考驗手藝人對實物臨摹的功夫。耗時又耗工,張惠琴聲稱一天也只能手作20個紙紮品,順道羨慕起父親與生俱來的巧手,有讓紙紮品變得活靈活現的手藝,突然自嘆不如起來。
「其實很累的欸!」張惠琴在言語間吐了好幾次這樣寫實的心聲。的確,平日里店務就繁多,天公、清明、七月這三大節日更要營業到深夜。起初轉行的胃痛,到後來也已養成習慣,說是自從祖輩開始就沒了正常的一日三餐。再者,店面與濕市場相連,環境的悶熱無風讓她時刻都在焗桑拿,也難怪她留著寸頭了。
說到底,張惠琴遺憾現在的人「要買什麼、要先乾什麼、要做什麼都不知道」,都只是盲從家裡在拜,但至少他們還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紙紮可以聯繫亡魂和生者、左右家裡禍福災祥。所以夕陽行業更要傳承,張惠琴堅持照著家族薄利多銷的老傳統,就算老顧客都不太願意相信年輕人。
金銀紙紮在陰間的真偽,張惠琴自稱宗教思想自由,也不敢妄論,「信就有,不信就沒有」,人們卻也都深知這些會伴隨祭祀和安葬。好像看著那些紙屋、紙僕、新衣新鞋的燃燒,猛烈釋放出光與熱,才算是慰藉了亡魂,疏解了生者的哀思和遺憾,否則人們會不知所措,該用什麼方式去接受逝去的事實或排解悲傷。
【側記】
大約下午三點的中峇魯小販中心,即便是聞名的觀光勝地,也沒了平日里的那般喧鬧。小販們趁有空,推起疊滿碗碟的收碗車,此時可以清晰聽到,劃過地磚「咯噔咯噔」的車輪聲,還有處理餐具時發出的「哐啷」聲。
張惠琴的雙手,正在空中演示榴蓮紙紮品的製作。來到假裝顏料已經晾乾的步驟,用膠水將一層一層的紙張相粘起來,記得膠水下手不可以太重,間中再慢慢地將它們定型……
「欸,哈嘍!」靜止的幾秒,張惠琴點頭微笑,原來是賣Ice Kacang的老翁從我身後經過。聽到這是我第二次到訪該小販中心,張惠琴先是「蛤」了一聲,再提到平日里已經吃「顯」了這裡的每樣食物,更沒有不認識的小販。
「大概就是一直重複這樣的動作」,張惠琴無意間的創新,讓亡者也可以和生者一樣,享受大家都貪戀的水果之王。的確,如果說我們生活的世界非常複雜,金錢慾望大,都講究吃穿用度,那從陽間「移居」地府的人自然也難逃誘惑,也同樣需要錢去買通和維持一些關係,起碼要過上「普通人」的生活,至少不能委屈了「自己」。
(古云字紙自有神明,信仰同在另一個世界平行,思念紮緊而後能成形,裊裊化煙燒得容易,但是一樁俗世心願的背後,往往皆有一位承繼傳統的有心人。除了題目略缺焦點,末尾有點淪為形而上的生死闡述,整體行文極為利落乾脆,毫無折痕的講述了人物夾心的故事,乃至行業求變的處境,死人之物之事,因此也就活靈活現。)
最后的藤匠:一生如手
坐在子母凳上,吴克成盯着他那不起眼的双手。血管突起,满是皱褶,但却是他人生的最佳见证者。想当年,四十多个人与他一起奋斗。如今只剩下80岁的他一人,守着这即将消失的传统手艺。
吴克成是合盛公司第二代的藤匠师傅。1969年,他父亲在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开设了藤器店铺。自此开启了他精巧手艺的光荣之路。至今他编织了逾千个藤制品。这门手艺为他赚取的不仅仅是钱,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陪伴。
53岁那年,他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儿子吴奕光便接手了他的生意。但吴克成依旧为顾客服务,偶尔会接一些客制化的订单。他将顾客给予的信任,附加在每个作品当中。那精细的编织动作透露出他对每个顾客的全心全意。品质保证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每个任务。
每当作品得到顾客的肯定与赞美,那种满足感,五十年来都从未消失。就算现在藤制品已成为时代的配角,但它在吴克成的心中仍然地位不减。
60年代是属于他双手的黄金时代,家家户户都在使用藤器物品,吴克成的杰作,甚至曾出口到世界各地。当时为了应付大量的需求,他们还在甘榜菜市(Kampong Chai Chee)设立工厂,聘请了大约四十多位员工。这些员工对老板吴克成而言,更像是“战友”。大家每天都在朝一个目标迈进,努力拼搏。
但时间渐渐地将他们淘汰,人们选择转向其他材料制作的物品。藤制品的需求逐渐下降,曾经的战友们也依依投降。有时他会坐在藤椅上,悠悠地缅怀着这过去的美好时光。
如今懂得欣赏藤制品的人不多,他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懂竹藤是什么,哪里会知道它的好呢?”藤制家具不但具有艺术性,还有利于环保。藤椅凉爽透气,特别适合天气闷热的新加坡。
当问及这门手艺的继承人时,吴克成黯然地说孩子有自己想要的另一片天。儿子虽然接手了生意,但手艺却后续无人。儿子选择改变生意模式,不再依靠手工制作,主要引进马来西亚、印尼的藤制品。吴克成并没有责怪他,反而还很尊重儿子的决定。
他解释:“其实没有兴趣,学了也没用,又累又耗时,又没人懂得欣赏。”吴克成表面上看似冷静,但不难感受到他心中的遗憾。他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他的编藤手艺,心底还是希望这属于一个时代的心血可以流传千古。
也许老天听到了他的心声。去年,让79岁的吴克成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收获。刷新了他五十多年藤匠生涯的记录。他被邀请为滨海湾花园(Garden By The Bay)的展览,编织了一个将近四米大的藤羊角,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藤制品。回忆起当时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刻,他激动不已。
但吴克成也明白,过去的事物很难再让人留恋。不过,他还是希望藤艺可以重新回归人们的心中。
如果新加坡有更多人像吴克成一样,坚持守着传统藤艺,或许传统文化就不会被淘汰。即使藤制品已逐渐淡出生活空间,但它从未离开过吴克成的心。盯着双手的吴克成,就像是坐上了时光机一样,回忆一点一滴涌上心头。可惜,美好时光只能回味啊。
【侧记】
吴克成师傅非常乐意地与我分享他这一生的点点滴滴。虽然在整个访谈中他都表现得很开心,但我个人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的难过与遗憾。也许是顾及到儿子在场,所以不太想要把悲伤的情绪表露出来。
我发现许多人经过合盛店时,会被挂在店上方的藤制品吸引着。有时吴师傅还会向前与一些好奇的顾客聊天。采访一结束,他就继续编织他未完成的猪笼。他那精巧的编制动作无疑是磨练了五十多年的手艺。
这一次的采访,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坚持是多么伟大的。传统藤艺代表了一群人的智慧与精力,更是一个时代的心血。吴师傅作为新加坡最后的藤匠,难免会有些遗憾。但至少儿子愿意接手传了三代的家族生意。说不定,也许有一天藤制品在新加坡会再次爆红。
(机械复制的年代,手工艺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往昔那种胼手胝足的精神,就算像是藤一般的坚韧,终究还是抵不过轮齿的碾压。人物的经历故事,前后皆有清晰的梳理,行文流畅整洁,只是句点断句的使用略有不当,某些描述形容显得过于刻意经营苦情,不妨再补充一些业界生态的状况,突出时代和行业消逝的现实。)
早上七点,商场还未营业。
一抹深蓝衣的瘦小身影,蹣跚走进商场底楼厕所的一间储物室。熟练的打开室内灯,随手把布包往桌上一放,将一张红色的塑料凳子从桌子下挪出后坐下。一气呵成的动作后,只见她从布包里拿出装了好几种面包的塑料袋,坐在凳子一口接一口吃起来。
这时,空无一人的厕所,静谧的瞬间成了她最大的慰藉。
她叫林亚妹,是商场员工们俗称的「阿妹」,也是一名女厕所清洁工。每天早上天未亮,她已搭上巴士赶在商场营业前抵达工作岗位。在匆匆解决完昨晚面包店老板卖剩的面包后,便开启一天的工作。
深蓝色的制服和那束得整齐的马尾,成了她的专属形象和标志。每天早晨从擦镜子、抹洗手盆、刷马桶到最后的拖地板,每一个步骤都不怠慢,任谁看了都不相信,她其实已有50岁了。提及年龄,被夸年轻的阿妹,显得格外开心,娇笑着说:「50多岁,命好的话都能当阿嬷了,能工作我就满足了。」
阿妹从事厕所清洁工已有数十年,因为商场与家的距离相近,而选择在此工作。她坦言自己没有学历也没有手艺,只能做简单的清洁工作。对此她并没有表露埋怨,反之露出了笑眼,表示很满意现状。
日复一日,同样的工作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但对于她来说,那样的日子却是人生中最踏实的时刻。在当清洁工之前,她只是一位在家打理柴米油盐的主妇,兼照看年迈卧病在床的家婆。但在家婆病逝后,岂知老公却因患上肾脏病而无法继续工作。昂贵的洗肾医药费,繁琐的日常开销,一瞬间压在了她的身上。
可乐观的她却不是那样看待的。
她没有因为生活的不幸而自怨自哀,而是默默接受一切,开始四处“讨工”。从小区的咖啡厅到小贩中心,迫切又诚恳的问着一句句「可以请我吗?我会很努力的…」
后来成功应聘了清洁工,对于这份被嫌臭又辛苦的职位,她无怨无悔。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虽是劳累的体力活,她却为此感到无比自豪。极为平凡的她,没有豪情壮志,更没有梦想。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挣钱,只希望自己和老伴余生都平安健康。
当提及家庭时,她表示不想透露,只是笑呵呵的说「大家都一样辛苦」便低下头拿起抹布,继续抹干净镜子,那藏在口罩下的酸涩也只有她能明白。
心善的她待人和蔼,会惦记同事的生日,用自己的午餐钱送对方一片蛋糕,虽然自己只能嚼着面包店老板昨晚给的面包当午餐。但凡遇上认识的店员,她会憨笑着打招呼,随口问道「工作辛苦吗?」又笑着鼓励道「忍一忍,很快下班了啦。」
明明身处一线劳累工作的她,也很辛苦;她所说的话,也从来没有人会在意。
划分为蓝领的清洁工是一份不起眼的职业,被投以轻蔑的眼神也略有所闻。但阿妹作为清洁工,对工作的认真与乐观亲切的态度,却体现了职业本无贵贱,靠正当的工作赚钱并不低俗。
厕所再次传来刺鼻的臭味,她抱歉的笑着说了句「哎哟,我先去洗厕所!」,便匆忙的领着那把拖把走进隔间。
随即里面传来的水声和抹擦地板的声响,也成了她的敬业乐业,最大声的回应。
【侧记】
职业本无贵贱之分,每一份正当的职业都该被给予同等的尊重。但在这个社会里,却总有一些人对某些职业存在歧视的眼光,尽管这份职业是如此被需要。
本期的受访对象,是一名平凡朴实的商场厕所清洁工。她是林亚妹,人人皆称的「阿妹」。个子不高的她,束起干净利落的马尾,圆圆的脸上镶着一双笑眼,那标志性的深蓝色的制服下是她瘦弱的身躯。每一次见到她,总是笑嘻嘻,透着一股憨实的可爱。
她从事保洁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十年间枯燥繁重的工作不但没有将她那纯洁善良的模样抹去。反之,她仍旧勤恳的值守在自己的岗位,照看患病的老公,善良的对待每一个人。
清洁工或许一点也不起眼,不特别。但可爱的她,单纯的她,善良的她,默默活在社会一角的她,却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自己不凡的人生。
(从劳作端倪人性,从血汗体会生命,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世界里,清洁工勤勤恳恳洗刷干净的,何止是屎尿,还有那些更加肮脏的角落。虽然故事不算新奇,而且词语形容也略为简单,但是在平淡中却有朴实的温度,以人物的一天娓娓直叙,间杂耳闻目睹的微末细节,节奏和基调皆有引人入胜之处,尤其首尾营造的画面,更是别具质感。)
“我称不上是相声演员,顶多只是一名爱好者。”,这是年仅24岁的朱铭敬,在受访时说的一句话。
目前正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中文系的大三生朱铭敬,除了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本地独特相声品牌《哄堂》的核心成员。
铭敬自4岁起,便加入青少儿广播演艺组,10岁开始登台表演。除了参与《哄堂》一系列相声演出,他也在12岁那年,参加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节。16岁时,更为母校德明政府中学,赢得了全国校际相声比赛最佳棒哏奖。
除了相声,铭敬幼时还参加了合唱,武术及戏剧等社团,至今接触相声,已有足足20年。
当再次忆起儿时被父母“拎着”参加社团的场景,他便不好意思的笑了。他坦言,同龄的孩子曾因自己参加相声而排挤他,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自己对相声的热爱与向往。
谈起对相声界未来的发展,铭敬眼神坚定,语气略显严肃的说:“相声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必须要改变,而唯有将本地特色融入其中,才能将其变得更具有现代风味”。
他认为,中国非常受欢迎的德云社,之所以能够红火,在于它不断的创新。他也点出,相声从清朝开始流传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若不做出改变,那注定会被淘汰。德云社如此,相声亦是如此。
铭敬坚信“传统艺术需要经过改变,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规范”,而本地相声,则可通过用词及内容这两个层面,做出更加精益求精的改进。
他解释,《哄堂》在5、6年前开始,尝试将本地元素融入剧本中,是好的现象。可惜的是,社团却继续沿用传统“字正腔圆”的表演方式。他表示,以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演绎方式,不但没有办法让年轻的观众产生共鸣,还会让前去欣赏相声的人,对本地相声产生刻板印象。
铭敬补充,身为一名演员,不止自己,就连后辈,也曾为使用“中国腔调”表演,感到不解与丢脸。他强调说:“我要做的是新加坡相声,而不是传统相声或是中国相声”。
因此,他认为新加坡相声,应以新加坡的语言来呈现,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相声的声腔框架。他坦言自己也曾尝试,以更口语化的方式演出。然而,一个人的探索是非常艰难的,况且这也和社团的需求不符。
至于剧本内容,铭敬则认为应更本地及现代化。他提到,若重复使用相同的剧本,不但无法对应事实,也毫无新意,观众更不能产生共鸣。但他也明白,本地化的前提是,大家要有共同的语言,而新加坡人的第一语言毕竟不是中文,因此还有待探索新的可能性。
另外,铭敬也分享,自己目前正在挑战相声创作。像在上一次的演出,他便在剧本中融入本地元素,创作属于新加坡的谐音段子。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的感叹道:“创作段子的过程很是煎熬,不但被周围的人贴上不正规的标签,还被前辈评为‘邪门歪道’。”。可尽管周围充满反对的声音,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
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有一定的差距。演出时,观众冷淡的反应,让他感到无比挫败。
被问到是否会因而放弃,铭敬坚定的答道:“肯定不会!虽然现阶段的作品或演出,不被观众喜爱,但只要不断尝试,寻找新的可能性,那就离成功更近一步。”
最后,铭敬若有所思的说,艺术犹如一面镜子,反映的是被本地社会所忽略的现象。是的,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因为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侧记】
依稀记得,采访当天阳光普照,是个炎热的早晨。至少,当我抵达课室时,是汗流浃背的。之所以把会面时间定在早上,也是因铭敬体恤。他知道我当天下午的课一直排到傍晚,连午休时间也没有,因此立马答应提早来校与我会面。
11时50分,教室的门打开,铭敬将头探了进来。见到我后,他自信的走了过来。当天,他穿着一件T恤,配上一条宽松的长裤,还背着一个大书包。第一句脱口而出的便是,“抱歉抱歉,我迟了些。”可奇怪的是,尽管他是三步并作两步的赶来教室,但似乎又不似我这般狼狈。
我请他坐下,待他缓口气,便开始进行访谈。整个访问过程大约持续了35分钟,虽然全程带着口罩进行问答,但从他的语气、谈吐、咬字、发音甚至是肢体语言方面,都是非常清晰、标准和充满自信的。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社团,会请他担任戏剧及语言导师的原因之一吧。
对于自幼便加入社团的铭敬而言,相声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的一部分。每每问到关于相声未来的发展时,他眼里总是闪烁着光。特别是当我问他,“是否有考虑到中国发展相声”,他更是坚定的摇了摇头,并说了句,“我要做的是属于新加坡的相声”。这句话更令我坚信,新加坡未来艺术的传承,需要的正是如同他一般,有着热忱且秉持着,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年轻艺术家。
(艺术的开枝散叶,必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传统总是拖着太多包袱,幸好年轻即是创新的本钱,可以百无禁忌打破陈规,可以随心所欲投向远景。行文稍有别捏之处,尤其引述的用词和语气略为不当,描述虽然尚欠更为圆融通透的表现,不过组织结构皆有密度,清晰的展示出了人物的说法和理念。)
在一个周二的雨天里,走在牛车水的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上,远处飘来一阵香甜。这味道来自附近街边一间小摊,外表看似不起眼,但里头售卖的,却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炒栗子。
在七八十年代,新加坡街边常会看到专卖炒栗子的流动小贩,但多数都是无牌小贩。到了21世纪,已经很难在大街小巷看到持牌的炒栗子小贩了。在牛车水美食街对面的一角,就有这间 “白沙浮102烤栗子” (Bugis 102 Roasted Chestnut),65岁的摊主姓杜,大家叫他杜叔(也有顾客称他为Uncle Orh)。杜叔从1978年开始从事炒栗子的行业,起初在牛车水的另一处卖,后来因牛车水装修而搬到白沙浮,但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了牛车水。至今,他已卖了大约43年的炒栗子。
从年轻时的无牌小贩,到现在自己经营一间独立小摊,他可以说是花了大半生的时间,维护着这个传统小吃。平日的他,买了午餐后,12店准时开档,直到晚上10点才收档。一年365天,他就做了363天,唯独农历新年初一和初二不开档。他无奈地表示,摊位的租金很贵,每天要赚100多块才能补回租金。在疫情期间,他担心自己熬不过去,所幸当时政府有规定,从四月到七月免租,因此生意才慢慢开始复苏了。
现在虽然还能见到流动炒栗子小贩的踪影,但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持牌的。杜叔不止持有合法的牌照,他的摊里还有一件独一无二的镇店之宝,那就是炒栗子机器。多年来,杜叔可以炒出高质量的栗子,全靠这台机器。杜叔是这台机器的幕后功臣,依据一款日本机器的设计原理,然后经过自己不断改良,最后与兄弟合伙一起制造。
杜叔受访时透露,早期80年代,当时小贩多用手炒,很辛苦,很重,后来朋友从日本引进了两台机器,不料其中一台却发生故障,杜叔以自己做过机器行业的经验,帮忙维修检查,因而研究出其中的原理。
据说有很多人曾经多方尝试,希望能够仿制机器,但最后都没有成功。杜叔指着正在转动的机器说:“什么东西,你只要知道了背后运作的原理,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机器炒栗子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应,所以杜叔毅然决然,设计出了一台更大更厉害的机器,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位自制机器来炒栗子的小贩。杜叔骄傲的表示,自己的机器一分钟可以转动60圈,不多不少,这样栗子才会炒得均匀,不会那么容易烧焦。
杜叔花了大半生维护着这个传统行业,什么事都亲历亲为,只要能炒出品质优良的栗子,他一定会努力去尝试。他解释,能成功地制造出炒栗子机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他笑着说:“因为我自己炒,自己做,我了解那个热度。”
最后,当他被问到对这个行业的走向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可以做就做下去,有退没有休,可能不用那么早开档,不过我还是会卖。”
【侧记】
采访当天,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到杜叔的摊位准备采访他,而且天不作美,我一到牛车水就下起了大雨,这让我更紧张,怕下雨会影响整个访问过程。不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彻底地改变我的心情。访问过程中,我们坐在那种户外大伞下,杜叔还时不时确保我不会淋到雨,因此我也没那么紧张了。我跟杜叔谈话时,我感觉他就像我们在组屋区走廊时常碰面,然后跟你打招呼的邻居大叔,很容易谈开。或许因为他差不多跟我爸爸一样大,然后他也是像我妈妈一样,在年轻时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生活,所以让我感受到亲切感。
整个过程中,外地人向杜叔问路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向一个方向,然后有老顾客从大老远跑来向他买炒栗子时,他也像朋友一样与他交谈,这位顾客也称赞杜叔说炒栗子的专家。卖了43年炒栗子的杜叔,让我感受到炒栗子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行业,也是这个地方不能或缺的一道风景。经过了这次的访问,我对这个快绝种的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就匠人的心思和手艺,背后必然皆有一番打拼克难的经历,粒粒皆辛苦,生活的米饭如此,生意的栗子亦然。形容文句有点芜杂,陈述用词也有欠圆熟,调整了报道角度,行文的侧重至少比较匀称,而且对于人物的描绘和经历的转述,也有更加立体和专注的呈现。--修饰全文,打通文气。)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轻易忘去。陈芳凌对这种感觉深有体会。
2015年,37岁的高龄产妇陈芳凌,顺利产下了健康的宝宝。在这之前,她经历了两次的丧子之痛,一共失去了三个孩子,早产儿出世不久就夭折了。有了健康诞生下来的宝宝之后,对于夭折的孩子,芳凌还是无法忘怀。在2016年,芳凌与4名同样经历了孩子夭折的母亲创立了“Angel Gowns”(后称Angel Hearts) ,一个为夭折宝宝缝纫礼服的机构。
“衣服都太大了,他们(医院)说这已经是最小的了。”陈芳凌表示,当她看到医院没有适合自己宝宝的衣服时,她感到很无奈、痛苦。2016年,芳凌通过在脸书上的缝纫小组,认识了4位经历相似的母亲。五人在脸书沟通了几个月后,决定设立 为夭折的宝宝缝纫合身衣服的这个组织。
衣服由旧婚纱剪裁而成,被称为“天使礼服”,因为婚纱代表着夫妻两人之间的爱,而宝宝也代表着父母爱的结晶,使用旧婚纱是想将这份大爱,传递给那些逝世的孩子。婚纱以捐款的方式获得,芳凌表示当收到一些很华丽的婚纱,自己感到很惊讶:“没有想到会有人会捐出那么贵的婚纱,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
这些旧婚纱都会由义工们拆开,以一包包的原材料分发给义工裁缝,由他们缝制出不同尺寸的礼服,然后由义工分发到个别的医院,再由医院转发给家属。
作为一家慈善机构,Angel Hearts不会主动与家属联系。虽然如此,芳凌表示还是会收到不少家属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感谢信是以夭折宝宝的口吻写出,信当中感谢了Angel Hearts 让孩子有合身的衣服在天堂里。
除了本身就是一名裁缝师,芳凌也是Angel Hearts的负责人。芳凌时常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同样面临孩子夭折的父母,鼓励他们勇敢面对命运的黑暗。唯有经历过这种痛楚的人,才最懂得该怎么让他们走出心中的悲痛。一次次的提及自己夭折的孩子,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伤疤的再度揭开,但是却能够为其他人带来救赎。
虽然芳凌的宝宝已经离她而去好几年,自己也顺利产下了健康的孩子,体验了为人父母的乐趣。可她并没有忘记那些离她而去的孩子。2016年,在旁人看来有个完美家庭的她,选择了成立Angel Hearts 来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Angel Hearts 为许多有类似经历的父母带来不少的心理上的慰问。通过一件件小礼服,将父母对于孩子无形的爱转换成为有形的礼服,让这些不幸的孩子,能穿着充满爱意的衣服离开这个世界。
陈芳凌的经历可以一句话终结:不是每一件事都会成为过去,有些东西会永远埋藏在你心底,成为你最深刻的记忆。
【侧记】
老实说,听到她的经历时我觉得她很伟大。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来向Angel Hearts 道谢。当时的我很感动就哭到不行,很难想象如果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宝宝会多么的伤心。我觉得她很勇敢,在我看来她一次次分享自己的经历就是再次揭开自己的伤疤。可是她选择以自己的自身经历来鼓励经历相同的人,让他们以一个健康的方式来释放心中的悲痛。
虽然过了好几年,在她提起她到夭折的孩子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出她很难过。我想如果我是她,我应该会选择逃避,不再去回忆这个伤心的回忆。尤其是在第三怀孕顺利生下孩子后,三个夭折的宝宝可能会成为我禁忌。她却面对了这两场不幸,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心中对于孩子的遗憾。在我看来有种疗愈他人的同时,进行了自我疗愈。她的内心真的很强大,比许多人还要坚强。
(天堂是一个很冷的地方,一针一线缝补缺憾,小小的衣裤加身,除了抚慰生者,同时也让那些来不及长大的宝宝,可以感受人间的温情。人物承受的创伤的布施的信仰,皆有极为动人之处,可惜词汇描述力有未逮,内容讲述一再重复,冗长的文句和繁琐的文气,多少拖累了本该更为出色的故事,不妨在后半补充更多人物的其他细节。--修饰全文,删除多余的部分。)
从第一声枪响开始,伊拉克就变成了血肉磨坊,一串串冰冷的战况数据,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又拉回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二十四年前,懵懂的刘梦桥跟随他父亲的脚步踏上了巴格达这片热土。在这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阿拉伯人待客的热情,也体会到了伊拉克人民对于文化与艺术的崇尚。他最好的朋友名叫安拉,也是梦桥的启蒙导师,一位精通五国语言的外交世家长女,因为极其喜欢小孩却又膝下无子,所以对梦桥宠爱有加。梦桥最喜欢去的地点是一座“画桥”,因桥面上画着众多小朋友的涂鸦而获其名。
十八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梦桥站在邻国沙特的国土上,看到新闻里儿时记忆中的“画桥”被导弹炸毁,看到周末玩耍的公园被夷为平地…… 这一幕幕画面逐渐敲碎了他儿时的记忆。巴格达被攻陷的前一天,他收到了最后一封来自安拉的电邮,此后杳无音讯。与此同时,在沙特,他也在死神的签桶里,赌了一场命。
这一天,原本宁静祥和的夜晚被一颗手雷的爆炸声打破,人间转瞬便成了炼狱,嘶吼与哀嚎齐鸣,枪声与爆炸声响彻天空。
遥夜沉沉如水,人心惶惶如沙,每当梦桥回想起那晚的经历,依然会心有余悸。“当时我从睡梦中惊醒,第一反应就是冲去父母的房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梦桥的母亲带着他躲在房间最坚固的角落,而他的父亲则迅速冲出房外,关掉了所有的灯光和窗帘。十分钟后,伴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耳边一震,仿佛整个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却又慢慢的,悄悄的回来。不同的是,枪声和爆炸声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汽车的警报和警车的长鸣。
“我们无法预期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遭遇那些命运的考验”。恐怖袭击过后,梦桥从新闻里得知,这次袭击所针对的目标,正是一公里之外,他补习老师所住的小区。如果时间发生在一个月之前,如果恰巧发生在响午,又如果袭击者在地图上看错了一厘米,那就是命运的另一番考验。所幸这一切的“如果”都没有发生,而不幸的是遇袭小区里曾和他一起嬉戏打闹的三个孩子,则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这一年,对于这位十二岁的少年来说,灾难从它身边剥夺了太多太多。
好在,灾难给梦桥留下的,除了伤痛以外,还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刚开始,我时常会想起在那场悲剧中痛失的伙伴,会因为梦到那一晚我是主角而惊恐不安,甚至有段时间框住了自己,逐渐变得失眠、焦虑”。后来,梦桥逐渐鼓起勇气,当他再次回到那一片废墟之时,当他决定十二年后重新踏上中东这片故土之上,他释然了。经历过生离死别,才更懂得拿得起,放得下。
转眼间,梦桥已是三十而立,比同龄人多的是一份坚定与从容。哪怕是新冠疫情期间,在人生最艰难的拐点,却依然可以做到不放弃、不气馁。这一份坚持与毅力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人生的感悟。“面对困难,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和他们的相处方式”。
时至今日,梦桥依旧是当年那个少年,他依然保存着二十四年前最后一次与安拉见面的照片,还有十八年前小伙伴们送他的亲笔画,尽管色彩已经褪去,但心中的敬畏与思念却从未衰减。
【侧记】
经历过风雨,方知彩虹的美丽。梦桥虽然才刚刚走过了他漫漫人生路的开头,却已悟出了生命的意义。简简单单的一句“拿得起、放得下”,又是多少中年人在身陷混沌之中,还能保持在心底的澄明。幸运的是,命运并没有和梦桥开玩笑,又或者是开了个玩笑,却被他所看透。就像在采访中梦桥自己的总结的,“面对困难,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和他们的相处方式”。当我们学会了和恶魔打交道的时候,恶魔也就变成了我们人生路上的炼金石。人们常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希望在自己人生未来的旅途中能够看的更多、悟的更深,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像梦桥一样,哪怕历经生死,却依然能够保持少年般的初心。历经风雨,归来仍是少年。
(一颗炸弹落下,现实于是满目疮痍,残垣败瓦的文明废墟,唯有人性不会倾倒,经历战火的洗礼,或许才能领会生命的摇摇欲坠,因而懂得如何挺直站立。行文偏向故事叙述的框架,虽然稍有一点流行性的陈腔,不过临场的气势和氛围的营造不俗,人物形象以事件因果打造,硝烟中弥漫了浓厚的人情和感悟。)
对于一般的上班族来说,下班后的自由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到餐馆和朋友共进晚餐,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回家陪孩子,但王金赞的生活与一般人不同。他每周在特定的时间,都要到特定的地方,为大家服务。
80岁的王金赞曾经是一名乩童。他每周一、三、五,下班后,都需要到庙里当乩童。这样的生活,王金赞持续了近50年。王金赞透露,这其实不是他的第二份工作,自己也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乩童。
在王金赞18岁那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到村落里的一间庙看起乩仪式。就在仪式开始时,他就被玄天上帝附身,成为被神明选中的乩童。他表示,当时他的朋友们都吓坏了!从那时起,王金赞开启了他的乩童之路。
王金赞每天早上8点30分开始工作,5点下班,晚上8点至11点要到庙里当乩童。当被问当乩童会不会很累时,他爽快地回答:“不累啦!”,但想了一会儿后,双眼泛着泪光说,“习惯了”。当时可能不觉得累,但现在回想起需要养活一家9口人的经历,就感到心酸。
一开始当乩童时,王金赞确实感到不习惯。结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后,晚上还要“跳神”。他表示,虽然自己在起乩时没有意识,但身体还是会感到疲劳。可是日复一日地重复一样的生活习惯,就习惯了。
王金赞当乩童的这几十年间,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一直在变,白天的工作换了好几份,当过学校的校工,当过装修公司的油漆工,也当过建筑工地的卡车司机;但唯一没变的是,每周一、三、五,必定会到庙里当乩童。
以前,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没有这么复杂,都围绕着家庭和健康的,比如发烧、咳嗽咳不停等等。王金赞当了乩童大半生,碰过最奇怪的问事,就是甘榜里养的一只鸡,一直吃小石头,需要怎么解决。他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的情况,还笑着说,“连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家都会认认真真的请教神明。”
随着时代的变迁,甘榜逐渐消失,换来的是高楼林立,王金赞虽然搬到了崭新的组屋社区,可是依旧在邻里附近的庙宇,当一个让人求神问卜的乩童。社会开明进步了,乩童的行却并未面临淘汰,只不过面对的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环境和症结。
可不可以给几个幸运数字啊?工作遇到小人怎么办啊?孩子考试不及格怎么办啊?这些都是社会高速发展后,最常出现的现象和问题。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老百姓所关心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甘榜生活里的琐碎之事,更多的是关于物质金钱的困境。
谈到这里,王金赞不禁怀念起那一段甘榜生活。当时,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富裕、生活也过的很艰苦,但那淳朴的快乐、简单的的生活,绝对是城市人体验不到的。
【侧记】
被访问的乩童王金赞,是我的外公。以前,外公常常和我分享他有趣的往事。比如,他小时候用蜻蜓当风筝、他青年时期当兵的故事,等等。但是,关于乩童的经历,他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有可能是他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吧?那他没有和我们分享,我们也没有主动去问,所以我对外公当乩童的情况不是很理解。
借助这次的访谈的机会,我才真正了解外公当年当乩童的路程。从外公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他其实非常愿意和我们分享他这么多年当乩童的故事。采访期间,外公还兴奋地从橱柜里搬出以前穿过的服装、拍过的照片,和我们分享美好的甘榜生活。以前没有和我们分享是因为觉得我们年纪太小,不理解,因此才没有提起的。
(时代开化人心不古,能够出入穿透阴阳两界,或许更能窥视黑白真假,沿着现实变化的轮廓,见证社会人性的潜移默化。遣词用字的表述稍有局限,导致行文描绘有点重复拖沓,不过修改后的组织结构较为紧密,将人物尽瘁的心念和怀旧的心思展现,还捕捉到了变迁中的时代风貌。--略为修饰正文后半部分。)
郑倍昆说:“其实自己现在的成就,如果是发生在一个‘正常’的人身上,是不会被放大来看的,所以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很了不起。”
郑倍昆患有先天性大脑性麻痹症,下肢因为肌肉紧绷,造成行动不便。也因为早产,在加护病房内插管,造成声带受损,说话声量变小。从小就遭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和困难。他经常被同学们欺负、嘲笑。他想从经验出发,立志要为更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发声。
“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去年刚从南大毕业的他,原本想要进修翻译学的硕士学位。但因翻译硕士面试过程需要口试,而自己的声带受损无法通过,所以选择了南大英文系硕士课程,研究领域也是自己很关注的方向:障碍学和比较文学的结合。在大学毕业后,倍昆开始对残疾学深感兴趣,为此即将出版一本关于新加坡残疾学的学术著述,题目为:《新加坡剧场如何表现残障人士》。
对于大众如何看待“残障人士”,他抱有很强烈的主观意识。倍昆说:“新加坡虽然表面上具有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也蕴含着怜悯和发挥善心的隐意,似乎偏低了残障人士的社会价值。”在他看来,善心人士对残障人士的观念均分为两种极端:被看成超人和被看不起。但很多时候,残障人士只想被平等看待,不需要刻意去放大。
他认为社会及媒体刻意去凸显残障人士的难处,只会加剧社会对这些人的批判性态度。若极端化,也会导致那些轻度残疾的人选择隐瞒自己的情况,自己默默承受,以避开社会异样的眼光。他也认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残障人士歧视,源于家中或成人错误灌输的价值观。他分享上小学时,一位老师见他行动缓慢,就说了一句:“能站却不能走,好奇怪。”
他当下才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他说:“小孩本性天真,都不抱有成人的偏见,所以家长应该从小灌输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的理想,让孩子懂得待人之道。”
倍昆关心的另一个课题是看护者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援助。因为看护者毕竟在外工作,下班回到家之后还有家人等着照顾。因为习惯了在外过着没有残障人士的生活,难免导致类似“为什么我的家庭不能正常点”的抱怨心理,从而使他们和家人的关系疏远。看护者寻求援助的管道也较少,需要自行摸索如何成为一个看护者。
近期新闻报道也提到智力障碍的人士被虐待和性侵的现象,让认为这种社会现象不应该发生的倍昆深感难过。他期待我国能立法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保障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受歧视。
倍昆最后说了:“希望有一天,残障人士在社会各个阶层做出贡献,都将会是习以为常的,不应该值得在报纸版面上写下千篇一律的励志故事。但这只有在他们的能力得到认可,受鼓励去栽培这些能力,并授权发挥潜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立足于社会。 ”
【侧记】
虽然倍昆是我的小学同学,这些年来却并没有很多接触,庆幸因为这次的人物采访,让我有机会好好的认识他。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访问的过程中,他害怕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会试图将耳机的麦克风挪近嘴巴,好让我更清楚的听到他讲话。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进行网上采访,所以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家人在背后讲话,即便自己的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却很体贴的将电脑搬到较安静的角落,和我进行采访。虽然我非常同意他这句:“希望有一天,残障人士在社会各个阶层做出贡献,都将会是习以为常的,不应该值得在报纸版面上写下千篇一律的励志故事。”但我还是想说,他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即便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我的成就好像也没有他来的多。
(残障多是社会外在附加的标签,励志则是自我求索于他者的修为,自强而自勉方可在无声之处,发出嘹亮清丽的回音。行文不够娴熟流畅,句式结构也有点拖沓,不过人物的言谈表现丰富,但是内容转述采直译而欠修饰,导致阅读理解略有阻隔,而且后半围绕于身障议题的表态和表述,人物的故事细节稍微凸显不足。)
波浪头短发、单色短袖、军绿色裤子——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第九餐厅,一位身材纤瘦的中国阿姨总是忙里忙外,格外显眼。
她叫晓辉,今年51岁,是这家“九里香”川菜店的老板。说是老板,不过一家摊位,两个员工,除了厨师就是晓辉阿姨。20年前阿姨来到新加坡,在这里结婚生子,慢慢扎根。5年前,她开始在NTU的第九餐厅经营这家川菜档口。九号餐厅的人流量不大,但这家小店却经营得有声有色。每至饭点,就有很多人在档口前面排队。
店铺成功的秘诀不仅在于菜品实惠、味道可口,也在于晓辉阿姨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温暖了每一位顾客:她会记得经常来吃的熟客,记得你的饭量和吃辣的程度,主动打折,免费送米饭,和你聊天拉家常。在九号宿舍住的同学说:“阿姨想得比我们还仔细,每次去吃总会觉得很温暖。”
“九里香”更特别的地方在于,菜品的实际价格,有时候会和菜单不一样。菜单标价21元的烤鱼,实际上才卖18元。这不是打折促销,而是晓辉阿姨因为最近的鱼都变小了,临时调整的价格。有时候同学点一个菜,阿姨就会免费送一碗米饭。她说,“你们学生还没挣钱。我挣的少一点没有关系。”晓辉阿姨也会让没带现金的同学赊账,“可以欠我的,记得还就好了”。虽然常常只是诸如此类的小事,但一个温暖的形象在同学的心中逐渐构筑起来。
疫情的时候,晓辉阿姨提供了免费送饭到宿舍的服务。一手举着遮阳伞,一手拿着饭菜,背后T恤的颜色因为汗水而变得深浅不一。去年暑假,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每一个中午。她说:“虽然很麻烦,常常一个中午都要走来走去。不过,看到同学们在疫情期间也能有热乎可口的饭菜,就是值得的。”看着大家吃得开心,她也发自内心的高兴。
新版的一元硬币,是学校洗衣机唯一的通行货币。自从晓辉阿姨在学生口中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在平时就会特意把这些硬币收集起来。在同学们有需要的时候,免费给他们兑换。“平时买菜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新版的一元硬币。”遇到校外来的食客,会先把旧版的硬币找零给他们。说着,阿姨把一个白色的小袋子从柜台拿了出来,里面装的满满都是新版一元硬币。阿姨小小的袋子里装满了沉甸甸的关怀。
好心自有好人缘。阿姨的这些举动,被同学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些不住在九号宿舍的人,会特意走过来在阿姨的档口吃饭。很多校友在毕业之后也会专门过来,再吃一吃晓辉阿姨的摊位。过年过节,晓辉阿姨都会收到同学送给她的月饼和黄梨挞。甚至有的同学,在实习结束,用第一份工资买了礼物送给晓辉阿姨。
阿姨说,她的儿子就和学校里的同学们一般大,看见同学,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来吃这个窗口的很多都是来新加坡留学的中国人。一个人出国读书不容易,她能做到的,就是多照顾一下。
采访结束,阿姨起身又回到了“九里香”摊位。日复一日,食客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阿姨一直在那里,守着自己的摊位,守着那一缕人间烟火。
【侧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晓辉阿姨对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我也没干什么,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看起来阿姨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做了一点温暖的延伸。但是小事情不代表普通。这个社会,有忙碌,有冰冷,也有虚伪。如果再多一些,像阿姨一样的人,我们会不会和善良、温暖的距离更近一点?
真诚的沟通,在我眼里看起来尤为珍贵。在和阿姨的5次交流过程中,阿姨并不忌讳地说自己这样做,其实上也有想让更多人光临店铺的考量。不过我觉得阿姨越是这么说,我反而更加感受到一种踏实的温暖。甚至感动于阿姨的真诚与毫无保留。每次去阿姨那里吃饭,都能感受到令人心安的烟火气。
(生活的温饱不难,世间的温馨不易,热腾腾的食物只能暂时填满肚子,穿肠而过永远萦绕心头的,才是人情独有的镬气。行文简练描述亲切,在饮食日常的场景里,以言谈和举止的简单刻画,带出故事里甘香暖和的滋味,不过除了互动往来的场面,炊烟以外的人物主体,尚可添多几笔。)
再一次,在花花世界里蹒跚学步
当视觉不再清晰、听觉不再敏锐、行动不再方便,这样的你,还向往踏出家门吗?
娇小的美廷年幼时也过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凡生活。直到大人们发现她12岁了却还那么地娇小,千叮万嘱要好好吃饭,却依旧长不大,他们才开始发现事情不单纯。
VI型粘多糖贮积病,这是美廷如此独特的原因。简单来说,美廷的身体不能分解某种糖分,进而累积在细胞而影响器官功能。这是一种染色体隐性变异的疾病,罕见至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7年后的19岁,骨肉瘤,一种常出现在青少年群体的癌症,缠上了美廷的右腿。经过多次化疗与手术之后,美廷挺过五年的复发期,摆脱了癌症,可依旧留下抹不去的回忆与失去自在行动的能力。
本该花样年华的岁月,却被疾病夺走了可以花样年华的资本。今年29岁的美廷打趣道:“我的身体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奶奶。”自嘲之余隐约却透露出对命运的无奈。
一系列的手术与疗程后,身体状况总算稳定下来,然而美廷却早已失去了自由的权利。由于丧失过着平凡生活的能力,美廷在家人的保护下,不再能探索外面的花花世界。爱可以是温层也可以是枷锁,这五年的温室生活,对美廷来说是矛盾的,是难熬的。坚强挺过各种疗程后,家人的爱横隔在美廷与外界之间。
“一方面明白家人的目的是为自己好,另一方面却觉得家人是自己学习独立的绊脚石。”美廷无奈地说道。枯燥乏味的生活里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让美廷逐渐失去信心甚至理智。不断地问自己:究竟自己不尝试融入社会,是因为家人的保护,还是自身的恐惧在作祟?
温室生活的这段时间,美廷透过病人支持小组逐渐拓展人脉。从中认识到了一帮朋友,他们耐心地打消家人的顾虑,带着美廷回到社会,建立起久违的自信。她忆述道,一开始总觉得自己是朋友们出门的累赘,总须照料自己,甚至直面家人较不支持的态度。
初入社会,年幼时平常不过的生活,现在却成了一道道需重新克服的坎。在朋友的帮助下,美廷学会了操控轮椅、搭车、购买食物等等。然而最重要的是家人所产生的信任,从不支持到默许。再到五年后,美廷已能独立自主地出去看看这花花世界。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美廷的一言一语都透露出对这一帮朋友的感激之情。
也许是年幼时过分娇小的身躯就招来许多特殊的眼光,也许学习在花花世界中生存更加迫切。美廷坦言道,习惯了别人的眼光,说不在意是骗人的,但也转换思路觉得自己是万众的焦点。自己反而更担心碰到诸如轮椅推不上上巴士等的生活难题。
重新学会在花花世界生存后,美廷的下一步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本该在10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人生课题,美廷还在努力地摸索。她透露自己有意尝试成为辅导员,若适合就去上个夜校,拿个专业文凭,让自己的经历成为其他人的心灵鸡汤。另外,她也经营着个人部落格,记录着患病以来的一点一滴,未来计划集结成书。
有些人能出门却不想出门,有的人想出门却不能出门。“珍惜那些看起来都理所当然的一切”——这是美廷留给我们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