痣
至于那颗痣是何时又是如何长出来的，我一概不记得，但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讲，要是哪天我走丢了，多年后母女相见，她一定会认得我。这话一直说到我不会走丢的年纪。对此，我感到十分不满。
因为那颗痣应当是极难看的。它长在我后颈偏左的位置，高出皮肤大约半个指甲盖那么多，尽管平日里它不痛不痒又万分倔强地杵在那里，但无论何时无意间摸到，没有谁不会承认它的存在是一种让人不知该如何问询的多余，一个并不会影响程序运行但又不容忽视的代码错误。也许赤身暴露在外也令它感到不妥甚至于是自惭形秽，它便匿身于发丛之中，不见天日。我从没有亲眼目睹过它的模样究竟是如何，大概不只是因为如果非要察看必定会引发诸多的不便。尽管我们并未有过正式会面，从小到大，它一直同我一起，我长大，它也跟着一起长大。
这种亲密的宿主关系表面融洽和睦，实则不然。这些年，我曾数次有过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情，除了经常用指甲狠狠掐住其底部用力向上拔起，还时不时动过用指甲钳、剪刀一刀毙命的念头。不过这些想法在萌芽阶段就夭折，不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就像任何东西的防伪标识，尽管其貌不扬，大多匡正的行为皆以两败俱伤收场。所以后来我不敢去折腾它，也不再费尽心思去掩饰它，毕竟矫枉容易过正，欲盖反而弥彰，在深谙世事运作的方向以及力道大小之前，不作为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我的不满，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母亲的话无疑是间接证明了另一件事，那便是我的长相是极普通，并且太容易忘记的。既没有美得明艳动人，也没有独特到能够打破审美的桎梏而自成一派。一张少有棱角的脸上，五官也一概是生得不偏不倚，无功无过，只求稳妥，而绝不招摇，总之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那颗痣的。大概是很早便认清了这件事，我便天然地抵触一切反光的物体，从服装店的穿衣镜，街边转角的玻璃窗再到能把灵魂摄取的光学镜头，我一律躲过，但这套到了理发店，就完全行不通了。一旦误入危机四伏的理发店，往往不得不经受反射定律最公正严苛的审判，此等酷刑如非罪大恶极不得施用。因此，我从不去那里。父母不见得在私底下有议论过这件事，但似乎也达成了某种共识，并十分笃定整件事情一定是因为那颗痣。
但我以为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不去理发店，是小事，不足一提，因为这样一来，掌管我发型的特权也就落在了父母手中。过去上学的日子不必为染什么颜色，留几分长度，分不分层次这种琐事发愁，所以他们并不高超的技艺也就足够。后来出了家门，离开他们的管辖范围，我的头发野蛮生长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眼看着情况不容乐观，仔细思虑一番又经过几轮博弈后，我才不得不去了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坐在表皮有些脱落的黑色沙发座椅上，我意识到祸福得失的那套道理绝非空穴来风，多年的近视此时终于派上用场，赋予我自然散焦的超能力。即使坐在清晰无比的明镜前，我只要摘下眼镜，就能用一层砂纸把世界磨得很钝，很美，很迷离。
过了几个月，我又去到那家理发店，正巧碰上同一位理发师。她照例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我对她说不是而且上次还是她帮我剪的头发，她一边赔笑一边说是吗她不记得了，然后就领我去洗头。这个不至于称作䀚娣但也不再年轻的女人个子高大，皮肤白皙，像是用漂发剂反复褪过几回，直到没有血色，整个人看上去有种分不清是哪里人的不伦不类。与之肤色不相称的是她的开朗健谈，她讲一口很流利的华语，上次理发时问了许多问题，关于我的，我的家乡的，还有，我的头发的。在走去另一个隔间洗头的那段短暂时间里，我隐约觉得，之前的对话将在不久后重新上演，一字不差。或许是因为理发店里的空气过于氤氲，以至于储存不了太多的记忆，所以不常光顾的人往往可以在每一次去的时候洗心革面，做另外一个人。
水平躺着的时候，我的大脑不能很好地思考，但还可以去想接下来这场只有不到一个小时保质期限的剧目，以及思索要如何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一些莎士比亚、斯特林堡，还有莎拉肯恩。这时，她向我确认水温是否适宜，然后用花洒由前向后浸湿我的头发，涂抹上洗发香波后再从脖颈处开始摩挲直至前额。按照流程，此时还不到聊天的最佳时机，她却有些唐突地打破了沉默，话到嘴边时突然又生出几分迟疑，最后不知为何仿佛有义务一定要说出口一样，语气里带着试探，就连听上去也好像是在喃喃自语。
她对我说，我记起你来了。
（痣如胎记，父母授之老天赋予，一个肉身的小小黑点，其实正是书写最亲密的本体，从幼时母亲无意的戏嘲，到青春成长的嫌弃，再到剪发阿姨的重逢，恍如隔世般仿佛一道生命的简史，关于我是谁的哲学命题，文字却是大隐于市，接受时间流俗的淘洗，发现原来天生我痣，不一样的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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