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記憶

收音機

新年過後媽媽就帶著錢帶著我，要去附近的電器店買一台收音機。錢大半大概是弟弟和我的紅包，媽媽沒收保管，說是存進銀行然後拉鍊刷吱一聲，皮包像是怪獸咧齒不見血的嚥了下去。媽媽也說我比較懂，難得有機會臭屁，所以故意提高了嗓門——這年頭早不叫收音機啦。

媽媽一臉狐疑卻憋著沒有發作，想是覺得孩子讀書總算長了些知識，嘴巴叫罵半輩子已經嵌著皺紋，以去聲的方式勉強呼出『Hi Fi』兩個音節。双卡帶双喇叭外加可以拉得很長的天線，電器店老闆夾著理直氣壯噴到我頭上的口水，直嚷是從荷蘭來的。酷熱發悶的下午適合討價還價，老闆掏出手帕不時往額前抹汗，每一擦拭就少算一塊幾毛錢。

結果一人一頭扛了回家，一路上媽媽念著荷蘭的荷蘭的，以及紙箱印著的嘜頭，卻換成怪怪的兩個入聲音節。拆掉紙箱擺上飯桌，收音機黒實得比旁邊神台上的大伯公還神氣。媽媽回房拎了一個卡帶，原來是五嬸來拜年時一起送的，封套上清純的女歌星一身紅袍喜氣，六個大字我只認出有月有鳥。

二十多年後我依舊琢磨一陣才找到按鈕，不過荷蘭的倒是沒用上幾年就壞了，媽媽帶著弟弟才買了這台日本的。見到報紙醒目標題刊登的死訊，媽媽佝身從舊物堆裡翻出卡帶，當鳳飛飛唱到了但願同入夢之際，突然閉上了眼睛。朦朧之間，我再度看到了媽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