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晗：半画半话

常怀勇敢之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是关于武汉肺炎的华语采访中常常出现的字眼，新加坡自四月起便开启严格的Circuit Breaker政策，严管之下一片白茫茫的恐惧与迷茫。倍感不便的大众如是说，无法开业的私营者如是说，被隔离的外劳也如是说。

如何与长时间压抑和平共处，病毒出现之前就是火爆的议题，老生常谈的有“深夜食堂“，逃避了柴米油盐，再不堪的地点也是世外桃源。非常时期，医护人员在防护服外画上好看的图案，正好和《美丽人生》中奥斯维辛的积分游戏遥相呼应。浪漫些的，谁不希望做一段《廊桥遗梦》，拯救一下死气沉沉的情感生活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又是另一种方式，有人会借着锻炼的名义在组屋楼下转上两圈，十点过后boat quay三三两两聚着喝酒的年轻人也是独特的风景线。

心理学家说，这是负面情绪与模糊的道德边界共同作用的，可就在人们将信将疑时，生活中那点枯苗望雨的波澜又被更大的确定性所掩盖。

东南亚特有叫厄尔尼诺的反常气候现象，五到十年才到访一次，于是苏门答腊属龙脑香树和橡树一改科内其他作物的一年一熟，为五年一大熟。

如今，婚姻关系的重点已悄然从保护妻儿不被抛弃，转移为双方都能体面抽身；新加坡警察也不再对防疫措施斤斤计较。难怪康德拉季耶夫用长达六十年的经济周期阐释“胜不足喜，败不足忧。” 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期待“designated mask-off area”的出现来拯救被口罩闷得慌的人们了。

我们不妨套用中国的说法，人人都带口罩已经成为社会“新常态”，而人类社会正是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发展。

简单些讲，“人生就像过昭关，过了昭关还有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可关关得过。”关后又是一派新景象。